坎坷人生第一章童年生活
本章目录
一 小儿麻疹
1、捡回一条命
2、想吃苹果
3、成了“哭吧精”
二 多灾多难
1、饥寒交迫
2、愚昧的人群
3、“四清”运动
4、母亲住院了
5、生疮
三 苦中之乐
1、零食
2、吃鸡蛋
3、过年
4、玩具
5、新居
第一章
我的童年生活是艰难的、困苦的，也是幸福的、快乐的。
一、小儿麻疹
我出生在东北一个偏僻的小屯子。可能是父母常提起的缘故，至今还模模糊糊的记得出麻疹时的情景。
1、捡回一条命
1959年深冬的一个晚上，天气阴沉沉的，看不见星星和月亮。那个拥挤着几间破旧土房子的小院内，西厢房中间的屋子里，全家8口人挤在一铺炕上，哥哥姐姐们已经睡下了。4岁的我病得抬不起头来，满面愁容的母亲坐在炕上右手抱着我，左手抱着小我三岁的弟弟，我们俩都在出麻疹。父亲坐在炕沿上无可奈何的抽着自卷的纸烟，一阵阵的咳嗽不止。风拍打着糊着黑黄色纸的窗棂，不时通过窗缝钻进屋内，把原本就昏暗的煤油灯的小火苗吹得摇摇欲坠。邻居老王大娘敲着窗子：
“老苏大妹子，大夫请来了，给不给孩子打一针？”
这个小院里，除了我和弟弟，还有几个孩子也得了同样的病。其中我和另外两个孩子病得很重，他们一个住在西厢房的上屋，另一个住在下屋。
母亲听见王大娘的声音，赶紧回答：
“打呀，两个孩子都打一针。”
一会儿，大夫来了，对父母说：
“只有这一针管药，能打3个孩子，刚给上屋的孩子打完，下屋的孩子还等着呢，你家的两个孩子只能打一个。”
“那就给大的打吧，她病的重。”父亲和母亲意见一致。
天还没亮，从院子内传来了一片悲痛欲绝的哭叫声，已经睡下的哥哥姐姐们全都惊坐起来。父亲出去一看，是上屋和下屋刚才打针的那两个孩子都死了。母亲把我和弟弟紧紧的搂在怀里，怕我们听见外面的哭叫声，让我和弟弟的耳朵紧紧的贴着她的胸口，两只手分别捂住我们的另一只耳朵，两条腿使劲的掂晃着。为了掩盖外面的哭喊声，嘴里不停的大声“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的哄着我俩，时而还慌忙的问旁边的12岁的大姐和9岁的二姐：
“大丫，三丫呢？”
“二丫，三小呢？”
天已经亮了，可还是阴沉沉的，我病得愈加重了，本来就白净的小脸完全没有了血色，呼吸非常微弱，脉搏几乎没有了。母亲开始给我准备后事：她哭泣着用颤抖的手给我洗了脸、手和脚，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一件白底蓝花的半旧短袖护襟儿给我穿上，我静静的躺在炕上。
快到中午时，天阴得更加严重，眼看就要下雪了，15岁的大哥领着6岁的二哥往屋里抱柴禾。父亲到窗外打开了一捆稻草，然后又打开了窗子。
屯子里的风俗是：小孩子死了，不能从门送出去，只能走窗子，用稻草捆上扔到野外或者扔在母猪圈里，在野外经常能看到被扔掉的儿童尸体。大姐采蘑菇时脚下就绊到过一个婴儿的尸体。几年后我亲眼看到邻居家的一对孪生女婴扔在了生产队的母猪圈里。
负责扔孩子的阴阳先生老王头把耳朵贴在我的胸口听了又听，对大人们说：
“这孩子已经没气了。”
母亲和哥哥姐姐们都嚎啕大哭起来，父亲背过身子擦眼泪。又等了一会，老王头慢慢抱起我奔窗口走去。
就在这时，奶奶和本家五奶从十里外的冷家屯来了。
两个老人一进院子就从邻居那里知道了家里的事，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屋子，五奶急忙从老王头手里把我接过来，伸手摸了摸我的胸口：
“心口这还温乎呢。”五奶说着把头转向母亲：
“大媳妇，咱们死马当活马治，我给孩子拔拔罐子，你找个大一点儿的火罐。”
母亲马上停止了哭，找来个罐口有十来公分的大肚泥火罐。
“对，就得用这大罐子。”
五奶说着就和奶奶一起在我的前胸后背拔了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的喉咙里发出了微弱的“哼哼”声。这可把全家人乐坏了。从下午到第二天傍晚，父亲和母亲守护在我的身边，一直没合眼，不时的用白酒擦我的额头、手心、脚心、大腿根、腋窝。我一直没有睁眼，也没有呼吸声，只是偶尔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哼哼”声。
连阴了几天，雪没下下来，傍晚时，太阳出来了。天放晴不久，我睁开了眼睛。
2、想吃苹果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食欲了，这天突然说：
“妈，我想吃苹果。”
母亲愣住了：
“你知道苹果啥样吗？”
“知道，圆圆的。”
大姐接过话茬回答：
“前些天我带她出去玩儿，老王大娘给她一块苹果，三丫不知道是啥东西，还不敢吃呢，我告诉她是苹果。”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人家给了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对大人说一声呢？”母亲埋怨着大姐。
“我怕你说我们，就让她吃完才回家的。”大姐说完，又小声嘀咕着：
“总不让要别人给的东西，我不是看三丫瘦的太可怜了吗。”
妈妈常常的“咳”了一声。大姐看母亲没有了责怪的表情，就接着说：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苹果的滋味：清脆可口、沁人肺腑，回味无穷，我想爹说的天上的琼浆玉液也不过如此而已。
我想吃苹果，这可难坏了全家人，倒不全是因为家里没钱买的缘故。我捡回了一条命，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只要能买到，家里想什么办法也会买几个的。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在冬季，别说乡下，就是城里人吃苹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父亲去了几个人民公社的供销社都没有买到。大姐和二姐想出了一个办法，她们俩跑了很多家，找到一个水灵灵的大萝卜，把萝卜皮去掉，切成薄片，骗我说是苹果。我吃了一口，咂咂嘴，觉得不对味儿：
“这不是苹果。”
大姐说：
“是苹果，只不过是你病刚好，吃什么都不对味儿，吃几口吧。”
我又吃了一口，还是不对味儿，就不再吃了。从此，苹果在我的印象中不那么美好了。
我还是不愿意吃东西。母亲看着可怜的孩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抱着我。这天，阳光很好，父亲背着我出去晒太阳，邻居的“四眼”狗在我们前面晃来晃去。我对父亲说：
“爹，我要是死了，千万别让这个大瞎狗吃了，就把我喂咱家的小狗崽儿吧。”
“傻孩子，说什么呢！你已经好了，怎么会死呢。”
父亲赶紧制止我说下去。我没有留意父亲的眼睛是否湿润了，也根本没想过父亲听到这话心理是什么滋味，只知道，家里能吃的东西太少了，那个可怜的小狗崽饿得已经皮包骨了。
3、成了“哭吧精”
我能站起摇摇晃晃的走路了。母亲怕我累着，总是一遍遍的叮咛：
“出疹子刚好，累着是不得了的，坐下病是一辈子的事，可不能玩得时间太长，更不能到外面乱跑。”
4岁的孩子怎么能在乎这个话呢。我和弟弟生病期间，家里积攒了一堆乱糟糟的活。我和弟弟的病都好了，大人们松了口气，忙忙活活的，就不那么在意我们了。我像只久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得到释放一样，尽情的玩耍。
可能是玩耍过度累着了，加上营养不良，旧病还没痊愈，又添了新的病。咳嗽，低烧、头晕。大人们也没有在意，只当是感冒。那个年代，小孩子感冒发烧、咳嗽几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从此，我落下了严重的咳嗽病。实际是患上了肺结核病，当时是不知道。那时，一难受就哭，越哭越咳嗽，越咳嗽越哭。哭起来没完没了，有时怎么都哄不好，甚至是越哄越哭；而有时哭着哭着就突然停下来巴巴的说话了，弄得大人们哭笑不得。一天晚上，我又哭起没完，大姐就带上父亲的大狗皮帽子和棉手套跑到屋外，贴着窗户纸乱吼乱比划着。母亲指着窗子吓唬着我：
“快别哭了，老虎妈（读mia）子来了。”
老虎妈（读mia）子是小孩子们最害怕的了，到底是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只知道是一种专门吃人的妖怪。我看着窗外的影子，“咯咯咯”的笑了起来：
“是大姐，大姐变成了老虎妈（读mia）子了。”说完又接着咧咧的哭，一边哭还一边揪扯着自己的衣服。
这种现象可能是体内缺乏某种微量元素，加上肺结核病的折磨，幼小的孩子该是多么的难受呀。可我的父母怎么能知道这些呢，别说他们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那个年代，就是有点文化的城里人也不一定懂得这些。
父亲看怎么都哄不好、吓不住我，就故作生气的说：
“烧死这个哭吧精算了。”边说边抱起我向厨房里走，父亲的两只大手卡住我的两只小胳膊，把我的头往正燃着火的炉膛里塞。这下我可急了，为保全性命，本能的挣扎着摸到炉膛旁用来掏灶膛里灰的木爬子向父亲打来。嘴里还不停的喊着：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父亲抱我离开灶膛，严厉的问：
“还哭不哭了？”
我不回答，用更大的声音哭起来，以表示对他刚才行为的抗议。
父亲摇摇头长叹一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不再哭了。
二、多灾多难
儿时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磨难一个接着一个的降来。
1、饥寒交迫
我咳嗽时轻时重，一两年过去了，还是那个样子。不久，父亲去榛柴岗大队卫家屯当队长，我们全家随父亲搬到了这个更穷的小屯子，卫家屯有30多户人家，百分之五六十是卫姓，“欺生”性很强。
这个小屯子几乎家家都没有多少粮食，口味好点儿的野菜被饥饿的人们抢挖光了，不得不吃些榆树叶子、干玉米叶子和玉米瓤子熬下的黑乎乎的粘东西，还时常吃到些有毒的野菜，很多人都因野菜中毒而全身水肿。我家也基本断粮了，一点点的玉米面母亲就像做菜用佐料那样的省着用。一天，我饥肠辘辘，可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我冥思苦想怎么能吃到点儿什么。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想出了办法：家里有咸萝卜干。榛柴岗大队虽然土地瘠薄，但面积大，每年都种不少萝卜，由于土地瘠薄，小萝卜很多。秋天，母亲把那些蒜头大的小萝卜放在缸里洒上很多盐，腌透以后，再把它们穿起来挂在墙上风干。这是全家大半年的副食。大点儿的萝卜作为“主食”虽然省吃俭用，初夏也就所剩无几了，小萝卜干咸菜吃的时间要长很多。我走进厨房，捡一个小萝卜干咸菜，从水缸里舀一瓢水，吃一小口咸菜喝一大口凉水。一个小萝卜还没吃完，肚子里就有了饱感。我兴奋的把这一重大发现告诉比我更想吃东西的二哥。二哥大我两岁，男孩子正是吃饭的年龄，可是他身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家里有点吃的东西，要尽量多给弟弟妹妹一些。这样，二哥就更是吃不饱了，只能用一些野菜来填补肚子，二哥饿得全身皮包骨，肋骨一根根的几乎要裸露出来，肚子鼓鼓的，就像是扣着一个盆，里面的青绿色的肠子一团团的似乎都要冒出来。自从发现咸菜就着凉水能填饱肚子之后，我和二哥就经常背着大人这样打点牙祭。
不知不觉我咳嗽的愈加严重了，常常是手脚发烧，夜里睡不着觉，但总是一声不吭，因为我知道即使说给大人们也没有用。每当烧得严重的时候，就默默的把手脚贴放在冰冷的墙上，这样就缓解了很多。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夜里，不是蚊虫咬的全身瘙痒、就是屋子冷得让人缩卷在被窝里，冰冷的墙壁成了随时缓解我手脚燥热的医疗器具。
一天早晨，头晕的我无论如何都坐不起来了，看到孩子病的不轻，母亲从柜里拿出一个小布口袋，把小口袋翻过来抖出一捏大米，放在一个破旧的小铁腕里，加上一点水，把小铁腕坐在炕上的火盆里，给我熬出接近一小碗大米粥。闻到大米粥的香味我勉强坐起喝了一口，可还没等咽下去就倒下了。就是这样，家里也没有钱给孩子买药，更谈不上去医院了。只能拔拔火罐、用酒擦擦身子、用手指揪揪脖子。
真是天照应，躺了几天我又能出来玩儿了。
1963年，不满8岁的我，背着妈妈用半尺花布缝的书包高高兴兴的上学了。
上学是快乐的，可冬天太难熬了。那时的冬天特别冷。父亲成年的只顾忙队里的事，妈妈成年的身体不好，根本不能出去割草搂柴禾，家里烧柴很少，妈妈总是节省着烧火，所以家里的屋子很冷，厨房里的水缸总结着厚厚的冰。早晨，从有点温乎气的被窝里爬起来，哆哆嗦嗦的穿好冰冷的衣服，吃几口我不喜欢吃的玉米饼子，穿着单薄没有外罩的棉袄棉裤，没有内衣，也没有头巾手套，把两只冻得红肿的手相互伸进瘦小的袖筒里，手背裸露在外面，就这样的奔跑在上学的路上。那种感觉不是寒冷，而是疼痛，寒风吹打着赤裸的脑门和手背，真是像刀刮一样的疼。
学校的教室比家还冷，虽然烧着炉子，但仍然冻得伸不出手，写几个字就得捂捂手。特别是第一节课时，脚冻的很疼，上课时同学们都使劲儿的、不停的跺着脚，有时炉子烧不好，满屋都是烟。学校的厕所离教室远，放学时，人多，又冷，有时不愿去，赶紧往家跑，可常常在路上就冻得尿了裤子，黑色的棉裤，即使湿透了，别人不细瞧是看不出来的。回到家里，赶紧上炕想把棉裤烙干，可炕上只有炕头一小块是温热的。我只能默默的用体温把棉裤溻干。年年冬天手脚都冻的又红又肿，有时还裂开一道道口子，晚上躺在被窝里时，又疼又痒，早晨洗脸时一沾水更是专心的疼。唯一的治疗方法是用冻茄秆子和红辣椒加上鸡粪熬水，拿一块破棉花，趁热擦洗。这方法很管用，我们兄弟姊妹们小时候手脚都冻坏过，但谁都没留下后遗症。那时的屋子是冷的，炕是凉的，晚上睡觉时，总是把棉裤脱下一半，把两只冰凉的脚缩到裤腿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衬衣衬裤之类的，有个裤头就不错了。我的同桌同学李成华，棉袄外面套一件宽松、漂亮的紫红色趟绒外罩，看着就暖和。我是那样的羡慕，不知多少次的在心里说：
“我要是有一件这样的衣服该多好呀！”
但马上就摇头否定了，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就等于妄想摘天上的星星。我13岁那年国庆节二姐结婚，我很想去送亲，对我们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最高兴的事除了过年过节就是参加婚礼了，何况姐夫是玻璃城供销社营业员，他父亲是大队党支书，这是我们亲戚圈子中最显赫的家庭了，我为二姐骄傲。可母亲说什么都不让我去送亲，因为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我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夏天穿的单衣，另一套是棉袄棉裤。国庆节的时候不能穿单衣了，又没有秋衣，只能穿棉袄棉裤了。棉裤是黑布的，已经补了又补，棉袄是二姐穿小了的，我又穿了两三年了，又小又瘦，蓝底白花都很暗淡了，前面还补了两块大蓝布。李成华那件紫红色趟绒外罩让我羡慕极了，我不敢对任何人说出自己的奢望，因为别人要是知道我有这样的奢望会笑话死的，可我实在是太喜欢那件衣服了，它的颜色、式样至今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
2、愚昧的人群
小的时候，屯子里没有文化生活，不用说电视，就是广播也没听说过。我和弟弟经常缠着哥哥姐姐讲故事，当时连“故事”这个词都不知道，我们都说讲“瞎话”。实际上，哥哥姐姐也就那么几个瞎话翻来覆去的讲，我差不多都能背下来，内容都是鬼神和老虎麻（mia）子之类的。讲一次害怕一次，可还是缠着他们讲。一般都是吃过晚饭干完了活，挤坐在炕旮旯或躺在被窝里听那些瞎话。夜里经常做些噩梦，非常害怕，就用被子把头紧紧的裹住，有尿硬憋着。其实尿盆就在屋子里，还6、7个人睡在一铺炕上，两边都紧挨着人，那也不敢起来，直到天放亮或听到大人们说话声才敢动。一天夜里我梦见一个穿着绿色裤子、带着红色肚兜的鬼站在我家门槛上，两只似乎没有皮肤的胳膊和手抓靠着门框，张着大嘴，浪荡着滴血的舌头，谁要从那过就会抓住谁吃掉。我走到近前时才发现这个鬼，张开长长的手臂来抓我。我突然一声大叫，醒了，一动不敢动的卷缩在被窝里。从此后，天稍一黑我就不敢出入，可母亲常常指派一些活，比如、到柴垛去取第二天早饭用的烧柴、收晾在外面的衣服、挡鸡架门子、取尿盆等。从心里不想去，可母命不可违。每次都硬着头皮、仗着胆的走，到门口时，一个箭步穿过去。我一直都没有和谁说这件事，因为和哥哥姐姐们说他们会笑话的，父母整天的忙，一群孩子的正事都顾不上，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听了也不会在乎的。
我们兄弟姊妹们虽然无知，也很愚昧，但都有礼貌，人们常夸奖我们文明。在屯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打架斗殴的事。“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还真不假，榛柴岗是全公社最偏僻的一个大队，也是最穷的大队，而我们卫家屯又是这个大队里最穷的一个小屯子。30多户人家，除了几个跑腿子（说不上媳妇的单身男人）外，绝大多数人家都4、5个孩子，甚至8、9个孩子，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全屯有五、六十个，绝大多数都不上学。夏天，6、7岁的男孩子还光着屁股到处跑着玩耍。冬天，一个个穿着露着棉花套子的破棉袄，趿拉着露脚趾头的鞋，鼻涕淌啦的东家串西家摸的。穷让人无知，无知使人愚昧，愚昧使人泯灭了善良。屯子里的人都没有什么见识，关门过自己的日子，不惹是生非就是好人家。还有那么一群人，整天的赌博、偷鸡摸狗、打仗斗殴。欺负老实人、拿残疾人取乐寻开心、是这群人的家常便饭。
有一个姓刘的男孩，可爱的面孔上有着一双似乎能说话的大眼睛，真是谁见谁爱。可那群人总欺负他、捉弄他。因为他是个又聋又哑的儿童。那群人只要看见这个孩子，就大呼小叫的“老刘小哑巴、老刘小哑巴”，一边叫一边笑，孩子没有反应时，他们就向孩子身上扔土疙瘩。这个孩子的姐姐和我年龄差不多，姐姐心疼弟弟，又拿那些人没办法，只能抹眼泪。后来他们家搬走了，我想，这孩子的病应该是能治好的。可那时，根本就没有人想过给这个孩子治疗的事。现在，每当我路过家门口那座挂着“长春市特殊教育学院”的大楼时，这孩子笑呵呵的面孔和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总在我的头脑里出现，不知他现在哪里，治疗过没有。
卫家屯有一户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周姓三口之家，两个老人老实巴交的，儿子本分又能干，可惜的是生了一头疥疮，大家就叫他“蹦花秃”。一群人常常拿他头上的疥疮当靶子，扔土疙瘩，甚至扔小石子。20多岁的小伙子常被他们打得抱着头坐在地上哭泣。父亲作为生产队长，为此不知训斥了那些人多少回，父亲在时他们就收敛一些。老周夫妇很感激我们家，母亲和他们处得很好，大姐还认周大娘当了干妈。那群人欺负小周哥哥的时候，大姐就站出来阻止，大姐本来也是个厉害丫头，但人单势孤，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父亲要彻底扭转卫家屯的不良习气和贫穷落后的面貌，对社员们要求非常严格。父亲是个直性子人，没有文化，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得罪了不少人。那群人明着不敢和父亲对着干，就暗里使坏。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在北沟子里辛辛苦苦的开了一小片荒地，种上了白菜。在精心照料下，大白菜长得很喜人，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收获了，今冬明春全家吃的菜有了着落，几头猪也有菜吃了，年末能卖上两头，过年还能杀一头分量大一点儿的肥猪。这天清晨，母亲忙完家里活去北沟子准备再给白菜地浇些水。一到那里，母亲傻眼了：大白菜全被连根拔了下来，扔的到处都是，还被踩踏得乱糟糟的。母亲瘫坐在白菜地里，放声痛哭。
3、“四清”运动
1964年的冬天，天气很冷。“四清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工作队的老孙和小高住进了我们屯子。屯子里那群人兴奋的不得了，他们从“地下”转到了“地上”，明着和父亲斗了。父亲可不是好欺负的，他理直气壮的与他们辩论。在工作队老孙和小高支持下，那群人胜利了。他们把父亲看成了阶级敌人，整宿整宿的批斗、审查，派人四处调查，把祖宗八辈都翻出来，一会儿说我们家是地主，一会儿又说我们家是富农，一会儿又把我们家和我母亲的姥姥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连在一起对父亲进行批斗。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几头猪，在过年时都被赶走了。我们眼巴巴盼望过年能好好吃顿猪肉的愿望落空了。我清晰的记着那一幕：
农历腊月二十九这天清晨，全家人在等待被审查了一宿的父亲回来一起吃饭，母亲领着我们不停的向外面看，盼望父亲回来。正望着时，工作组小高领着5、6个人进了院子，连招呼都不打，就到猪圈把大小3头猪都赶走了。不到4岁的四妹疯了似的追着那帮人，边哭边喊：
“别赶我家猪！别赶我家猪！”
父亲从生产队回来，迎面抱起了四妹，泪水围着他干涩的眼睛旋转，用嘶哑的声音安慰着可怜的孩子：
“好孩子，不哭。”
回到屋里，四妹在被子下面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布包里有2分钱，她拿出来，懂事的安慰着父亲：
“爹，我这有钱，咱买一个猪吧。”
父亲把四妹紧紧的搂在怀里，眼泪掉了下来。
在我们的眼里，父亲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人，我们从没看见他掉过眼泪。这下可吓坏了四妹，她两眼直直的看着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从此，四妹坐下了一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就两只眼直勾勾看人的毛病。
傍晚的时候，生产队的大钟响了，人们都知道这是通知全屯子的人去队部领取猪肉，村民们端着盆拿着碗喜气洋洋的奔向队部。大姐也要去领猪肉，被父亲制止了。看着一伙又一伙的人端着我家那几头猪的肉准备过大年。大姐实在是忍不住了，她不顾父亲的制止，拿着盆也去队部领取猪肉，可到了那里，被工作队的人训斥了一顿，被几个村民嘲弄了一番，一两肉都没得到。
父亲被“打倒”了，屯子里有些人幸灾乐祸的到处宣扬：
“大老苏垮台了、大老苏垮台了。”
“垮台”两个字深深的印在了四妹那幼小的脑海里，到7、8岁的时候，四妹见到墙角、路边生长着的“狗尿苔”就会大声嚷嚷：
“垮台！垮台！”
4、母亲住院了
父亲刚刚被“解放”，过度劳累的母亲，经过过度的精神打击，病倒了。母亲已有半个月不怎么吃东西了，大队卫生所的大夫每天来给打一针，可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一天夜里，母亲突然人事不省，父亲赶紧向生产队请了一卦马车带母亲去城镇看病。
看着父亲把母亲背到车上的瞬间，我觉得好像失去了母亲，不知多少遍的在心里念叨：
“只要妈的病好了，让我做什么都行。”
那时，五妹才一个多月，总得给她找奶吃，邻居老张二姨、老伊大嫂的奶她都没少吃。大哥在部队当兵，19岁的大姐天天在生产队劳动，每天累得半死，照顾五妹的任务主要落在了16岁的二姐身上。多亏本家三婶来帮忙，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们才有了主心骨。五妹经常整宿的哭，怎么也哄不好。三婶让姐姐买张烧纸，写上大字：
“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吵夜郎，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二姐按着三婶的指导，写好后把纸贴在屯子里路边的大树上。三婶说过几天五妹就好了。可过了一周多了，五妹夜里还是那样哭闹。实际上，她是饿的。那时的农村，没有孩子喂牛奶的事，更没听说过奶粉，何况我们那么偏僻的小屯子。没奶吃的孩子都是喂小米面，条件好的喂些大饼干。对五妹，二姐饥一顿饱一顿的喂她些小米面浆糊，有时也喂点儿饼干。
那年二哥13岁、我11岁、三弟8岁、四妹只有5岁。爹妈都不在，姐姐们又顾不过来我们，也常常顾不上做饭。二哥和我，还有三弟就好一顿赖一顿的做饭，喂猪、喂鸡。我们一个个都狼狈不堪：二哥的身上全是虱子，肚子里还生了很多虫子，有时一团团的拉出来，那虫子都很长，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拉出来时都在蠕动，很是吓人；三弟割猪菜时不小心把脚割了一条很深的口子，伤口发炎走不了路；四妹一天天蓬头垢面的像个流浪儿；我身上长了很多脓疮。
没有爹妈的日子真是太难了。
母亲的病在小镇上没有治好，父亲带母亲去了县城公主岭。在县医院治疗半个多月，母亲刚能走路就急着回来了
母亲看病欠了债，我们的生活更艰难了。
5、生疮
我本来就招蚊虫，母亲生病时，家里已脏乱成一团，我被蚊虫咬得全身都是红疙瘩，瘙痒难忍，总用手挠，结果感染溃烂，长了一身的脓疮，腿上更是严重，疼痛的时常不敢走路。即使如此，我还是坚持上学，我喜欢学校、喜欢老师、喜欢同学们，更喜欢学习。上二年级时，老师让我替代了班级原来的学习委员杜金凤，她大我几岁，在班级很有“势力”，身边有不少帮手。自从我替代了她学委的职位之后，杜金凤常常寻机捉弄我，我总是置之不理，杜金凤总是不甘心。一天，下课了，老师离开了教师，同学们都自由的玩耍，我去厕所回来，杜金凤对我气势汹汹的说：
“谁让你偷我的小黑板？”
“我没偷。”我分辩着。
“我说你偷就是偷了。”
杜金凤咄咄逼人，边说边带领韩玉珍等几个同学到我书桌堂里搜，他们在我书包底下真的搜到了她的小黑板。于是，教室里一小帮儿同学连蹦带跳的拍着手喊：
“小偷干活，满街打锣。”
“小瘊吧泪汪汪，长脓包尿裤裆。”
他们不停的喊着、跳着、笑着。委屈和羞辱塞满了我幼小的心灵，我低着头，使劲的咬着自己的嘴唇，不让眼泪流出来。我在心里说：
“小偷，我肯定不是，可小瘊吧是真的呀，长脓包尿裤裆也是真的呀。”
我感到无地自容，我觉得同学们都在嘲笑我、讨厌我。从此，我在班级里没有了笑容，很少说话，只是默默的学习，尽量的憋着咳嗽，实在憋不住，就用手把嘴捂得严严的，尽量让声音小一点儿，很怕影响了别人。
自卑使我变得怯懦，咳嗽愈加严重，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总是长时间的一口口吐着带有血腥味的黄色粘痰，头晕，四肢无力，吃不下饭。实际是肺结核更加严重了，当时不知道，直到上大学体检时大夫问是否得过肺结核，因为胸透片显示肺叶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结痂。即使这样，我还是坚持上学。一天，雪下得很大，放学的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的走着，凛烈的西北风夹杂着米身子样的雪粒拍打着瘦弱的我，我睁不开眼睛，感觉自己要坚持不住了，格外小心别摔倒。我知道要是摔倒了，可能就起不来了。我努力的坚持着，可还是头一晕，栽倒进一米多深的雪沟子里。多亏放学同路回家的二姐及时发现，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我弄出来背回家。自此，身上本来还没痊愈的脓疮更加重了，不得不休学了。
三、苦中有乐
1、美味的零食和鸡蛋
儿时的我，每年能吃到的零食是炒向日葵籽和炒苞米花。从入冬开始到来年夏天，母亲都给我们炒几次，年景好的时候，一年能炒六、七次苞米花，每次都能吃上几天。我们把向日葵和向日葵籽实都叫“大嗑”，大嗑是我最爱吃的零食了，可一年只能炒两三次，甚至只是过年时炒一次。因为在那缺粮的年代，舍不得拿出地来种大嗑，只能在园子的边角处种一些。大嗑收获后还要用来卖几个钱或换几斤大米留着过年吃。
每当母亲决定炒大嗑或炒苞米花时，我们兄弟姊妹们就兴奋的张罗这张罗那的。炒大嗑比较简单，只是放在锅里炒就行了。炒苞米花必须事先准备好沙子，冬天大多时间地面是白雪覆盖着，找不到干爽的沙子。我们就从破墙头上刨下一块土疙瘩，把它砸碎筛干净就成了上好的沙土。在锅里用沙子把苞米粒埋培起来，待沙子热了就不断的和苞米粒一起搅拌着。苞米粒在锅里噼噼啪啪的，时而蹦出几粒大苞米花，连同沙子弄得锅台上到处都是。我们笑着、跳着争先恐后的捡着吃。无论是大嗑或者是苞米花，炒好后，母亲留起一部分用来做我们的劳动或学习奖品。其余的按人头分配。我们都细心的保管着自己的那一份，慢慢的品尝着。但无论怎样节省着吃，3、5天也就吃没了，下一次还不知什么时候炒。
记得有一天，我从炕席和炕沿之间的夹缝里捡到一粒炒过的苞米粒，高兴得喊来二哥掰给他一半，我们哥俩分享着那糊香的美味，感到生活是那么甜美，这种感受是今天的孩子无法感受到的。
夏秋季节我们的零食就多了，无论怎样糟糕的年景，在夏秋时节，都能吃到园子里的瓜果。特别是二哥大点之后，二哥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能侍弄园子了，每年都种些黄瓜、茄子、西红柿、“洋姑娘”等，这些东西从地里摘下来就可以吃。特别是西红柿，长到发白、中间略有粉红色的时候就很好吃了，这时里面都红了，酸甜酸甜的。一到这个时候，二哥就看得很严，不许随便摘。我和二姐中午吃完饭，临上学时，偶尔溜进园子里偷着摘个西红柿或撅一根甜秆，然后慌忙的跳出围园子的土壕，在上学的路上慢慢的享受着美味。放学后，我们仨一伙俩一串的去苞米地里挖野菜，有的地里有很多黑“天天”，我们就一边挖野菜一边摘“天天”吃，“天天”的味道香甜可口，越吃越爱吃。有时我们还去北沟子、东岗子采“狗尾巴酸”、“大叶酸”、“地瓜”。这些东西清香可口、又酸又甜，好吃极了。
无论生活怎么困难，每年都能吃到两次鸡蛋。一次是端午节，另一次是过生日，我们都把端午节叫五月节。家里每年都养十几只鸡，可在那人都吃不饱的年代，鸡更没什么可吃的了。好不容易产的几个蛋还要用来换油盐、火柴、铅笔、本子之类的东西。鸡蛋按斤卖六毛7分，按个卖7分。一个鸡蛋正好换一个32开的算草本或笔记本。那时我身体很弱，母亲咬咬牙下了决心让我喝了10多天生鸡蛋。那时农户们的院子里都挂几个用柳条变成的鸡窝，专门供鸡产蛋用。每天早晨母亲打开鸡架（矮小的土棚子）门时，一群鸡都挤着往出跑，但门子很小，一次只能钻出一只鸡，母亲蹲在那里出来一只抓住一只，一手抓住鸡身子，另一只手摸一下鸡的屁股，动作很是迅速。鸡都出来后她就知道今天哪只鸡能下蛋，一个都不会错。鸡要产蛋时就钻进挂着的鸡窝里，产完蛋就大声的“嘎、嘎、嘎——达，嘎、嘎、嘎——达……”。因为是母亲让我每天喝个生鸡蛋，所以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急忙跑到鸡窝前，即使母鸡还没离开我也会迅速的伸手掏出那个热乎乎的鸡蛋，小心的扒开个洞，直接对着嘴喝下去。蛋清滑溜溜的、蛋黄面呼呼的，真挺好喝的。自从喝了鸡蛋，我身体强健了许多。
母亲精心的算计着日子，在五月节这一天，总能让全家人吃上一顿鸡蛋大餐。头天晚上我们就心情激动的盼着这顿饭。这天我们谁都不懒被窝了，早早的爬起来，叠被、扫炕、扫地，抢着把那张长方形的大炕桌放在干干净净的炕上，摆好了碗筷和咸菜，我们像一群小燕子似的伸着脖子看着热气腾腾的厨房。等母亲端上来一大盆宣腾腾热乎乎的金黄色的小米干饭时，我们各个兴高采烈，几乎要雀跃欢呼了；随后上来的的是一盆煮鸡蛋，除了父母我们每人都能分得两个煮鸡蛋；紧接着是一大盆卧鸡蛋，那几十个鸡蛋挤在一个盆里，清是清黄是黄，蛋清如厚厚的白云，圆圆的蛋黄如同灿烂的大珍珠散落其中，上面还点缀着绿色的葱花、晶莹的小油珠，那葱花来自我们在窗台上用小盆栽的大葱。我们各个敞开肚皮饱饱的吃了一顿，分得的煮鸡蛋在饭桌上是舍不得吃的，因为饭桌上有那么多公共的卧鸡蛋，煮鸡蛋是个人的，要留着明天或后天吃。
每个孩子生日那天，母亲也总能让小寿星吃上两个煮鸡蛋。现在的孩子吃高档生日蛋糕时也不会有我们小时候吃生日鸡蛋时的那种幸福和快乐。记得一次过生日，我拿着两个煮鸡蛋久久的舍不得吃，二哥眼巴巴的看着，我小心翼翼的剥掉鸡蛋皮，用手指甲儿尅下一点给二哥，二哥说什么都不要，我就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的品尝着。并对二哥说：
2、过年
小时候不知道“春节”这个词，只是盼着过年。因为过年的几天，不仅不会饥饿，还可以吃上一顿饺子、分到一份炒瓜子、放几挂鞭炮、点上小蜡烛、穿上平时不可以穿的“漂亮”衣服。
临近小年时，大人们就特别的忙碌了，除了平时那些活儿以外，还要拆洗被子、大扫除、做豆包，还能做一个或半个大豆腐。到大年三十这天，大人孩子都忙的不得了。大人们要剁很多饺馅子，炒很多咸菜，还要做几个好点的菜留着给正月来串门的客人吃。因为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能动菜刀也不能动剪子。饺馅子大多是酸菜，有时也剁些萝卜，不管萝卜还是酸菜，都要剁得很碎很碎，剁块大了，人家会笑话的，要是一个人剁的话，得好几个小时，所以大点的孩子也帮助剁。剁酸菜时偶尔切下几个酸菜心给我们吃，那酸菜心又白又嫩，还有点甜丝丝，很好吃。大人们忙着，孩子们也闲不着，我们打浆糊贴春联、到井台上砍冰块，井台上的冰很多，几乎把井口都封上了，我们砍些冰块留着年午夜吃。过年这天伙食好，柴烧的多，炕很热，吃完了饺子再吃点冰块舒服极了，有时还有冻秋梨。三十这天我们还忙着炒大嗑，年午夜一定是要有炒大嗑来烘托年的气氛的。年三十这天晚上可热闹了。哥哥姐姐们用高粱秸扎成灯笼框架，再用写过字的废纸糊起来，里面放上红色的小蜡烛，漂亮极了。小点的孩子们挑着明亮的小灯笼，东跑西颠的玩耍。大点的孩子们打扑克、玩嘎拉蛤（读ga
la
ha,猪后腿上的骨关节）。那时家家都有几十个至几百个嘎拉蛤，都是一年一年杀猪积攒的，一般都积攒了好几辈子。过年时拿出来，姑娘媳妇们都可以尽情的玩。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包饺子。不管怎么困难，年午夜这顿饺子都是要吃的，而且是白面的。一包就是几大盖帘子，虽然没有肉，但那酸菜馅加上猪油，再多放些葱花，特别好吃。
母亲在厨房煮饺子，我和哥哥姐姐们在门外放鞭炮，那喜庆劲儿就不用提了。那时尽管生活困难，但过年家家还是要放鞭炮的，为的是驱走妖魔，一年平安。条件好点儿的人家，多放几挂，鞭炮的个头也大一些。条件差的也得放一两挂鞭，只是个头小一些。
尽管年三十这天睡得很晚，第二天却早早的起来，为的是到外面寻找头天晚上放的鞭炮中没响的那些小“洋鞭儿”。如果不早起来，就要被邻居的孩子捡走了。这些小“洋鞭儿”虽然没有了捻子，但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的宝贝玩具，收藏起来，月黑头的晚上，偶尔放几个“呲花”，惬意极了。所谓“呲花”，就是把小“洋鞭儿”拦腰折断一侧，露出火药，用火一点，呲呲作响，喷出一串火花。这就是我儿时最漂亮的烟花了。
3、玩具
在我小的时候，农村的孩子很少有买玩具的，更何况我们那样贫困的人家。但我们的生活并不乏味，我们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诸如泥土、小瓶子、废纸、纸壳、秫秸、柳条、碎碗片、布头、木头、骨头等等。农村没有幼儿园，更没有学前班，入学前就是整天的玩。上学后，是顶着太阳去顶着太阳回，也没有太多的作业，除了必做的家务劳动外，也就是玩。
天气一暖，我们就出来玩泥土。泥土的玩法太多了：捏泥人、团泥球球、挖泥坑、盖泥房子等；如果谁家有病人用了青霉素或者链霉素，装过药的小瓶可成了我们的宝贝玩具。用这精致的小玻璃瓶装上水或小虫子或小石子之类的东西，过家家、开卖店，真是很好玩；用哥哥姐姐们写过字的本子剪很多很多小人儿，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人、有孩子。我们每个真的人就是这些小纸人的国王，或者是“他们”的生产队长，指挥他们“做”这“做”那，吆五喝六的很神气；我们还用秫秸做各种各样的玩具：比如轿子、小房子、马车、灯笼等；用粗细不同的柳条做不同声音的笛子；打碎的碗片也是很好的玩具，用它来“跳格”，就是在地上画一些格子，把碗片放在地上，用一只脚踢着碗片在格子中按规则跳来跳去的，如果能得到碎碗完整的底部真是件幸事，因为圆的碗底踢起来又稳又准；男孩子们见到纸壳都拼命的抢，大家把纸壳剪成大小不一的圆形，把周边磨得薄薄的，再用蜡油浸透，就成了片叽（pia
ji）。玩法是：一方把片叽放在地上，另一方用自己的片叽扇对方的，如果钻到对方片叽的下面就赢了，如果把对方的片叽扇翻了就赢大了。男孩子们兜里都揣着很多的片叽，他们大多是几乎每天都玩扇片叽的游戏，我有时也和二哥或者三弟扇片叽玩；能玩得起皮球的孩子家境是比较好的了；我们还常常玩捉迷藏、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长大一些后就不玩泥土、秫秸、纸人、小瓶子之类了。经常玩的是跳绳、踢毽子、踢口袋。跳绳用的绳子就是普通的麻绳子，家家都有；最简单的毽子是用鸡毛和大萝卜做的，高档次的毽子是用马毛或牛毛或狗毛和大钱（过去的铜钱）做的；踢口袋是用碎布头缝制个小口袋，里面装上沙子或一点谷物，按规则用单腿跳着踢来踢去的。口袋好踢，可用来缝制口袋的布头十分难得。新的不用说，旧布头也很难弄到。因为哪怕手指大小的布头母亲都用来打袼褙做鞋。每当得到一块结实的布头我都如获至宝的收起来；女孩子们玩得更多的是撮骨头节和嘎啦哈（都是猪或羊腿上关节部位的骨头）。过年杀猪时或生产队杀羊时，我们都眼巴巴的盼望能得到那些小骨头。得到后洗得干干净净，有条件时还把它们染上颜色。就像男孩子兜里总揣着片叽（pia
ji）一样，我们女孩子兜里总踹着这些小骨头，随时随地的撮着玩。
4、新居
全家随父亲来到卫家屯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8、9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真是太憋屈了。1962年春天，父亲决定自己盖房子。生产大队批给一部分杨木檩子，又从姑姑叔叔家借了几根杨木和一马车高粱秸，料就备齐了。开工后我和二哥天天到新房子的工地上帮忙，我们盼望快些住到新房子里。干不动别的活，就帮着踩墙土，大人们用木杆和绳子绑个框架，就地挖土往里扔，我们就进里面踩，然后大人们再用大锤把土夯实，随着土墙的增高木杆不断的往上挪动，我们就上不去了，大人们就把我们抱上去。一周的时间，三间新房就建好了。进门是厨房，两侧是起居室。屋顶是由檩子、椽子、高粱秸、泥土和碎草组成的。先用粗点儿的杨木杆铺成一条条的檩子，再用细点儿的杨木杆做成椽子横在檩子上面，然后把高粱秸打成帘子，铺到椽子上，在高粱秸上面放上厚厚的一层土，最后用碱土、碎草和成泥抹上，结结实实。“杆打垒”的土墙用铁锹修理的整整齐齐，也用碱土和碎草泥抹上，风吹雨淋都不怕了。窗子是用杨木做的，糊上了崭新的窗户纸，每间屋下面的窗子都是玻璃的。新房真是漂亮极了，我从未感到如此的自豪，对父亲更是敬佩之至。房子所有的木工活都是父亲自己干的，父亲还用剩下的边角余料做了碗橱、书桌和板凳。搬家这天，我兴奋的跑来跑去的搬东西，母亲把我们过年时才能穿的干净衣服、鞋子、袜子和几条扎辫子用的红绫子、做鞋用的新布头和一副半新的扑克牌打成一个包裹。我和二哥抢着去拿这个最贵重的东西，争抢的结果是我们两人抬着。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的别弄散落了。我和二哥都知道这个包袱的贵重，在去往新居的路上，忍不住打开想再欣赏一下里面的物品。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两个小纸包，我俩好奇的打开一看：一包是白糖，差不多能有一饭碗；另一包是大枣，看样子有20多个。顿时觉得我们家是那么的富有，幼小的心灵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大枣的数量，母亲肯定是知道的，是动不得的，二哥就捏一点白糖放进我嘴里。
“甜吧？”二哥一边乐呵呵的问我，一边自己也吧嗒着嘴。我紧闭着嘴，生怕甜味跑出去，冲着二哥笑眯眯的点着头。然后，也捏了一点放进二哥嘴里。我们俩把包裹重新包好，继续向新居走去。白糖的甘甜久久的在嘴里环绕，我和二哥像两只快乐的小燕子，边走边大声的说着儿歌：
红酱秆儿，扎小车，
你是朋友我是哥。
打壶酒，咱俩喝。
… …
这栋房子陪我读完小学、中学，陪我参加了生产队里一年四季的各项劳动，让我饱尝了苦辣酸甜之后，又送我去读大学，这栋房子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都不会抹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梦里出现家的时候，感觉都是这个房子。
2010年，我携带一双儿女回老家祭祖，专门去看看老房子，虽然换了主人，可感觉还是那样亲切。我坐在炕沿上，几十年前煤油灯下那种温馨的感觉油然而生。
煤油灯是用玻璃瓶做的，在瓶盖上打一个孔，一根用铁皮卷成的小铁管插在孔中，棉花灯芯在灯瓶里浸满煤油通过小铁管把头钻出来。这盏灯白天在墙上的“灯窝里”，晚上挂在炕沿上方的竹竿下，这竹竿称作“幔竿”，本来是用来挂帷幔的，但绝大多数都用来挂毛巾和煤油灯。把硬铁丝上面弯成勾挂在幔竿上，下面与大小适中的铁网连在一起，煤油灯就放在这个铁网里，天黑以后点上灯，可根据大家的需要，煤油灯沿着幔竿任意挪动。
冬天的晚上，没有酷热灼身、没有蚊虫叮咬，装满红色火星和热灰的泥火盆放在煤油灯下，那火星和热灰是做完晚饭从灶膛里掏出的燃尽的柴草，放在火盆里后踩实，这样热量能保持长一些。一家人在煤油灯下，围坐在火盆旁。母亲总是离灯远一些，她要把光亮尽量的留给写作业的孩子们，远离灯光的母亲做针线是看不清楚的，她就咔哧（kachi,梳理的意思）棉花或捻纳鞋底用的麻绳，那已经变成了灰黑色硬块的陈旧棉花，经过母亲双手的梳理变成了柔软的片状，一片片的摞起来，变成了好大的一堆；父亲在离灯光更远的地上或鼓捣他那些做木工活的用具或“刮糜子”（把浸泡过的高粱秸秆里的瓤刮掉，用硬皮编炕席），有时也摆扑克牌；我们兄弟姐妹有的坐着小凳子趴在炕沿上写作业，有的看小人书，还有的用手翻绳玩。等我们都完成作业后，就缠着父亲讲评书。听着父亲讲《杨家将》、《岳飞传》、《三侠五义》……，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父亲没上过学，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他给我们讲那奇妙的山水、富饶的田园、美丽的城市、雄伟的宫殿，却有声有色。那时我就想长大后我一定要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父亲在他的“评书里”常常讲到“顺风耳”、“烽火论”，他把这些东西描绘得活灵活现。那时我就想如果真有这些东西，长大后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煤油灯结成漂亮的灯花，我们就抢着把灯花剪掉，那小火苗逐渐的由小变大，偶尔发出“噼啪”的动静，小火苗摇晃几下又径直的闪烁着光辉，我们兄弟姊妹们都是在那小小的灯火指引下不断的向前迈进。1978年，我在大学里收到小妹妹的来信，说家里安上了电灯。以后就再也没见到那盏煤油灯，可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的那种温馨却永远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