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第二章大学梦
本 章 目 录
一 中学时代
1、在初中
2、考上高中
3、狼就蹲在我的面前
4、在电灯下学习真幸福
二 当了农民
1、第一次进城
2、在生产队劳动
3、拿起了笔杆子
三 祸不单行
1、大学梦的破灭
2、“飞”来的马车
3、参加高考
4、大打出手
第二章 大学梦
“大学生”这个概念,是在上中学以后才朦朦胧胧的出现在头脑中的,而且越来越清晰了。我渴望上大学,可这只是一个梦。
一 中学时代
1、在初中
“文革”期间,教学体制已乱,小学五年制,初中二年制,高中二年制。我是1963年上学,没有留过级,可到1969年,还是小学五年级,直到1970年春天才上了初中。
初中在离家5里多地的于家屯,是公社中学的分校,叫二中,公社最北面三个大队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初中。夏天,中午回家吃饭,冬天两顿饭,中午就不回家了。一年四季,我们都是顶着太阳上学、放学,学习是很轻松的。但也有些不太轻松的事,就是学生们要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春冬季节要给学校拾粪,夏秋季节,学生们要给学校割柴草、帮助学校和生产队秋收。
秋收一结束,学校就要求每个同学都必须挎着粪筐上学,校长说:
“粪筐就是我们的校徽。”
我明白校长说的只是一种象征,可“校徽”到底是什么东西呀?不能是粪筐之类吧。很长时间我都在琢磨校徽这个东西。
上学时,同学们都挎着粪筐,里面装着风干了的或冻着的牛粪、马粪或猪粪类,总之是拾到什么粪就带什么粪。伴随着初升的太阳、仨仨俩俩的或急匆匆或慢悠悠的走在去往学校的乡村小道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学生到校先到自己班级的粪堆前,值日生进行验收记录。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粪堆,哪个班级的粪堆大哪个班级就荣耀。放学时,同学们肩上都斜背着空粪筐,说说笑笑、唱唱闹闹的走在洒满阳光的小道上。到家后或先吃饭,然后出去拾第二天带往学校的粪肥,或干脆就拾满一筐粪后再回家吃饭,因为上学带的粪肥是万万忘不得的。有的同学由于没准备粪肥就说肚子疼之类的谎言捎信给老师请假。那时,学生请假是家常便饭。诸如:
“今天我要给家里磨苞米面,因此不能上学。”
“我家没烧柴了,今天我要去搂烧柴,因此不能上学。”
“我妈生病了,我要在家照看妹妹,因此不能上学。”
“我爹病了,我要替他到生产队劳动,因此不能上学。”
“我家母猪今天生崽,没人照看,因此我今天不能上学。”
… …
一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去南甸子捡牛粪。大家几乎同时看到不远处有一大堆牛粪,叫二孩子和叫大柱子的两个男生先到了,他们俩就抢了起来。四只手背上带着冻裂了口子的手紧紧的拽着那块冻得结结实实的牛粪争来争去,谁都不肯撒手。他俩边拽边谈判,和谈成功:一人一半。可牛粪冻得太结实了,掰不开。他俩就用脚使劲的踹,揣着揣着,二孩子的一只鞋底掉了下来。这一损失使他获得了那块牛粪的全部。
到了夏秋季节,学生们要干很多体力活,诸如割柴草、捡炉柴、秋收等。
割柴草:少部分柴草用来喂学校那几匹用来拉车和种地的马,大部分柴草给学校当烧柴,学校有工友在那住,有时老师也住,他们吃饭、烧炕都要用柴火。
捡炉柴:冬天各班级都要生炉子,炉柴当然是学生自己解决。炉柴的种类是各种各样,只要能烧炉子就行。有的是苞米去掉籽粒剩下的轴心,有的是碎木头或碎树枝,有的是从生产队田间拔的收割后剩下的麻茬子(打绳子用的一种植物)。
秋收:学生们不仅要收学校的庄稼,还要帮助生产队秋收。一到收获季节,学校就要经常停课帮生产队掰苞米(把苞米棒带皮从苞米秆上掰下来)、扒苞米(把苞米棒上的叶子扒掉)。每个生产队的场院内苞米棒子都堆积如山,如果不及时扒掉棒子上的苞米叶子,一旦着雨,苞米就要霉烂,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所以各生产队都向学校求援,学校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去支援。这个季节,无论中学还是小学都要停课支援农业秋收。
校长在全校师生劳动动员大会上讲话:
“苏联已经变修了,阶级敌人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
“参加农业集体劳动、在社会主义劳动的大熔炉里千锤百炼,是反修防修的有力措施。我们必须紧密的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永保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本色,让阶级敌人的梦想彻底破产。”
校长的话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想: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要是不劳动,慢慢的也得变修,真是太可怕了。我从小就身体不好,干体力活还真是费劲。可是为了反修防修,必须好好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劳动。
有时我们在一个生产队就要住上几天,同学们都分散的住在农民家中,吃在农民家中,队里尽量的把同学们安排在生活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记得一次我们6个女同学住在农户家的一铺火炕上,人家给了我们三条被子和4个枕头。其中我们5人都非常高兴,因为人家给我们倒出一铺炕,炕席也没有破洞。很多同学都要和农户们挤在一铺炕上,有的炕席都破了,一翻身不小心肉里就扎刺了。相比我们自由舒服多了。躺下之后,我们兴奋的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可我的好朋友李成华(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穿漂亮的紫红色趟绒外罩的女孩)却很不高兴,她嘟嘟囔囔的说:
“连褥子都没有,硌死我了。”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
“这炕席多光滑呀,你还硌?”
李成华的爸爸是公社干部,妈妈是裁缝,对外承做服装,家里生活条件很不错。这一夜她折腾来折腾去的一直没睡好,影响得我们5人也没睡好,第二天她就找个借口请假回家了。
我干体力活虽然很吃力,可每次劳动表现的都很好,学习更是突出,一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由于小学时造成的自卑心理,在初中时我的性格还是很内向,不太爱讲话,总是默默地学习、踏踏实实的劳动,人缘很不错,老师们对我的看法都很好。我莫名其妙的成了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学校的领导班子叫做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有校长、两名教师、一名工友和我共5个人。革委会经常开会学习,每次开会讨论学校的一些事务时我都像个木偶似的,坐在那很尴尬。有一次很晚才散会,学校没有女宿舍,当我感到要贪大黑回不了家时,就想今晚在哪儿住呢?学校后院老洪家有个女孩和我年龄相仿,虽然认识,但不太熟,可没别的办法,只能在她家住了,我正在想着时,突然听到校长叫我的名字:
“苏秀侠同学,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今晚我就在后院老洪家住吧。”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走神了,脸腾的一下红了,心砰砰的跳。
在场的几个人都笑了。校长接着说:
“我是说春节全公社文艺汇演咱们准备了好几个节目,同学们练了很长时间,可只让咱们学校上两个,明天必须报上去。你认为哪两个节目更好一些?”
听到校长说到这儿,我灵机一动,马上接着说:
“我刚才说今晚我去后院老洪家住,我和他们家洪燕的关系很好,洪燕她爸不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吗,今晚我和他好好唠唠,听听他的意见,明早晨我就把洪大叔的意见带回来,您看这样行吗?”
大家收敛了笑容,对我投来歉意的目光。我的建议全额通过。
公社文艺汇演日期快到了,校长派我和一名老师去公社开关于汇演的会议。到公社开会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已经几次代表二中去公社或一中开学习毛泽东思想讲演会、阶级斗争批判会等。这次散会晚,老师把我安排在一中女生宿舍。这是一栋筒子房,一进门对着一间小屋的门。右侧还有一个门,打开这扇门,左右是两铺通长大炕,每铺炕能住10多个人,两铺炕之间的距离大约2米。正是寒假,学生都不在,空荡荡的大屋子就我一个人,好在门口那个小屋子还住着三位女教师,隔壁墙是纸浆板的,她们说笑声听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也用不着害怕。可偏偏这天早晨起来出了麻烦事:上厕所(当然是室外那种茅坑式的)时发现裤头上有血,我马上想到妈妈说的话:“女孩子到这个年龄身上该来了,自个儿加点小心。”就是这事了,怎么办呢?除了一个小记录本我什么都没带,兜里也没有钱去买卫生纸。那时能用卫生纸的人是比较有身份的,妈妈和姐姐们来例假就用自己缝的布带子,洗了用,用了再洗。女老师们肯定有卫生纸,可怎么开口说呀?多丢人哪!我沉着冷静的在屋子里撒么着,看到墙上糊的报纸破破烂烂的这掉一条子那搭了一块的,我豁然开朗,如获至宝似的撕下几块报纸,用手揉搓软,解决了大问题。
2、考上高中
我是幸运的,正赶上“1972年的那场智育第一回潮”时上高中。我们班40多人,一共9个人考上了高中,其中有我们兄妹两人。二哥原本在我上两年级,由于母亲生病,姐姐又出嫁了,不得不辍学在家照顾母亲和做家务。上初二时,母亲病有所好转,二哥就上了我们班级。全屯我们同班同学一共7人,只有二哥和我两个人考上了高中,全屯子的人无不羡慕。可父母却为难了。两个孩子同时上高中,仅学费和书本费一年就得100元左右,家里实在供不起。那时,我身下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全家8口人就靠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到头,不但拿不回一分钱,就是分得的口粮都领不回来。母亲每年养两三头猪,到年末,把猪卖了还领不回口粮。养猪也是很困难的,根本没有粮食喂。夏秋季节,几乎每天放学,二哥都带着我和弟弟去割猪菜。二哥在家里很累,除了割猪菜,还要“抠疙瘩”、“劈柈子”,就是把伐树剩下的根部挖出来,然后劈成一块儿一块儿的用来换钱;春天要种园子;夏天要侍弄园子;秋天要去草甸子打草卖钱;冬天要“耢大耙”,就是用大耙和大耙帘子搂柴火。“耢大耙”是很累的。所谓“大耙”,就是用比8号线还粗的铁丝做成大约有20多个齿的大耙子,齿的长度约80公分。耙子的杆用木棒做成,大约3米长,一头和耙齿安装一起,另一头套进一块扁长型木板,以便卡在人的肩上。“大耙帘子”是用高粱秸做的,就是把高粱秸穿在一起,做成簸箕型,长宽大约都在180公分左右。“耢大耙”就是把大耙的一头卡在大耙帘子上,另一头卡在肩膀上,在草甸子上四处走着搂柴草,耙齿上柴草满了就抖放在大耙帘子里。这样不停的走、不停的搂,不停的抖放,待大耙帘子装满后,就把柴草卸在甸子上,一帘子又一帘子的规规整整的放在一起,30帘子左右就能装一马车。二哥经常带着弟弟去“耢大耙”,弟弟的大耙和大耙帘子都小一点儿,我偶尔也去,我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母亲照看妹妹们。
能考上高中虽是我意料之内的,但听到公布的名单时仍然有些激动,心想到公社那里去念书,住在学校,那不就像大学生了吗?我想象着周六晚上回家的样子:从西头进屯子走到家,差不多经过整个屯子,斜挎着仿军用的草绿色书包,该是多么的自豪呀。想着想着我又开始犯愁了:我和二哥都上高中,不仅费用是问题,家里的活儿也是问题。猜想父母只能同意我们俩去一个,他们可能支持二哥,因为他是男孩子,屯子里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强。在父母那里,这个观念虽然不是那么强,但还是有的,他们还指望儿子养老呢,我开始烦躁。果不出所料,那天吃完晚饭,父亲对母亲说:
“他们两个只能去一个。”
母亲说:“那你说让谁去?”
“小子去吧,丫头初中毕业也就不错了。”父亲毫无表情的说。
“那三丫能干?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母亲这样一说,父亲还真为难了。父亲把我和二哥叫过来,摆明家里的境况,然后说:
“你俩只能去一个,你们看谁去?”
我和二哥都默不作声。母亲过来斩钉截铁的说:
“都去。别人家想考还考不上呢,既然两个孩子都考上了,砸锅卖铁也得两个都供,念到哪就供到哪。”
最终父亲还是依了母亲,我和二哥同时上了高中。屯子里很多人对父母佩服得伸出大拇指。也有人不理解:
“老苏家也真是的,穷的叮当响,放着两个劳动力不用。”
“这年头念书顶个屁用,好好干活挣俩钱儿比啥都强。”
1972年3月份,我和二哥一起高高兴兴的上了桑树台公社第一中学,开始了高中的学习生活。
3、狼就蹲在我的面前
一中在公社政府所在地,离家30多里,不得不住校。为了我和二哥能自带吃的,周末又能赶回家干些活儿,父亲花十几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周日晚上,我和二哥带上一周吃的苞米面和咸菜去上学,我们两个其中一人骑车走出500米左右下来把车子放好,赶紧往前走,第二个人赶到车子那接着骑,还是超出500米左右下来把车子放好再徒步赶紧往前走。我和二哥就是这样倒换着骑。周六为了二哥先到家多干些活,大多是二哥自己骑车,我和邻屯同学搭伴回去,也时常自己一个人走,30多里路程,中间只经过两三个小屯子。其中有一段路十来里地没人家,行人也很少,这段路不仅弯曲,还有很多高岗下坡,路两侧全是树毛子,每当走到这里我总有些害怕,好在那时很少有坏人拦路,所怕的是狼。那时狼虽不多见,但还是能见到的。初冬季节,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这段路上,太阳早已落山了,半明半暗的天空中飘着零零散散的雪花,我边走边紧张的扫视着路的前方和两侧。突然发现左前方十几米处有一个半立半卧的动物,不知是狼还是狗。心想:这里没有人家,哪来的狗呀,肯定是狼,就是狗也不好办呀。我不自觉的死死的盯着那个动物,脚在原地挪动着。当看到那动物额下隐隐约约闪烁着两道绿色的光时,我的心突突的要跳出来,腿软得几乎站不住了,但头脑是清醒的,知道狼怕火。我轻轻的、哆哆嗦嗦的脱下脚上的一双红色袜子捏在手中快速的摇晃着,眼睛搜索附近能爬上去的树。心里盘算着:它不动我也不能动,它要是向我走来,我就上树高喊救命,可它不动我怎么通过呀。突然,那只狼站了起来,我想这下完蛋了,可是狼却迅速掉头跑开了。原来是在我背后来了一卦马车,好心的车老板让我搭了顺风车。
4、在电灯下学习真幸福
在学校,我和二哥天天都是吃苞米饼子,学校食堂有萝卜条汤,二分钱一碗,带点荤腥的5分钱一碗,我和二哥偶尔买几次2分钱一碗的汤,5分钱一碗的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买的。周日带来的咸菜往往周三或周四就吃没了,后几天只能就着凉水吃了。
学校宿舍是筒子房,男生女生各住一栋,都是南北对应的通长大炕,女生宿舍能住30来人,也就是每铺炕住10多个人,南北炕之间的距离大约2米。30来人吃饭、洗漱都在这条狭长的过道上。全校初中、高中住校生都在这一个屋子里,大家轮流值日,值日生的主要任务是打水、烧炕。打水就是每天晚上从外面的水井里打回两桶水,供大家洗漱,一年四季洗什么都是凉水,根本就没有热水;烧炕就是每天晚上每铺炕烧几捆苞米秸,总是是炕头热、炕稍凉,外头没有风时,一烧炕就满屋冒烟。就是这样,大家也不觉得苦,每天回到宿舍,同学们或坐在自己的铺位学习、或在过道中洗洗涮涮、或仨俩一伙的说说笑笑。晚上临睡前我总给大家讲一段评书,同学们都非常盼望这一时刻。
在高中的学习生活是快乐的,我第一次享受到在电灯下看书写字的幸福,我遇上了在农村根本遇不到的具有高教学水平的老师,教数学的孙老师、教化学的李老师都是大学生。他们是从省城“下放”来的,课讲得好,知识面广,真是很有水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大学生,对他们非常敬佩。我开始有上大学的想法了,每当有人谈论大学的事我都非常上心的听。对我这个从没进过城的农村孩子来说,大学太神秘了。听说大学的学校都是楼房,屋里有暖气包,不用生炉子;大学生的宿舍一个屋子只住8个人,有的就住4个人,都是一个人一张床,不用烧炕;在学校还能洗热水澡;还能看电影;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可以挣现钱… …。我羡慕大学的生活、想往自己将来也能成为大学生。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在高中的冲刺阶段,正赶上再次“智育回潮”。就是1973年,敬爱的小平同志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上任伊始就紧紧锣密鼓抓教育。在全国性轰轰烈烈抓教学质量的大潮中,教师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学生德智体得以全面发展,听着老师们那生动的描述,吸吮着那丰富的知识,真是一种享受。学校开展了作文大赛、诗朗诵大赛、学习心得交流,我多次登台发言领奖,活得是那样的充实。这时,我已产生了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我们这一年级真是幸运,按当时高中二年制的教学制度,我们应该1973年年末毕业,“智育回潮”使我们多享受了半年的高中教育。我非常珍惜这段时间,学习很努力。
在高中,绝大多数同学都能自觉的努力学习,可也有些同学一直都热衷于“文革”的那些造反活动。学校的墙报上、走廊里,甚至教室的黑板上,总能看到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我很讨厌那些不学无术、整天琢磨给老师贴“大字报”的同学,有时不自觉的就公开站出来维护老师。为此,和我多年的好朋友李成华闹翻了。我们俩在小学一年级就一个班,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穿漂亮的紫红色趟绒外罩的女孩。李成华给另外一位教化学的张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
“极力推行白专道路 居心何在”
大字报里有很多过分的攻击语言,看过之后,我特别生气,我不允许任何同学攻击我们敬爱的老师。于是,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李成华写的那张大字报旁边,题目是:
“全力传播科学知识 爱心可嘉”
回到宿舍,我们俩由争论到吵架,直到高中毕业,谁都不爱搭理谁。
在高中期间,我又多了好几个要好的朋友,梁亚杰是其中之一。她爸爸是公社中心小学校校长,家里有不少小说类的书,亚杰经常把一些书带到学校看,我也跟着看,我们俩就这样越走越近,1973年下半年一个学期我竟然吃住在她家,亚杰的父母很善良,待我如同自己女儿一样。她们家的藏书我一本不落的全看了。
二 当了农民
1、 第一次进城
1974年7月,高中毕业了。当时上大学的规定是:在有2年社会实践经验基础上由基层推荐。我暗下决心:好好劳动、好好表现,一定要上大学。二哥骑车带着我们俩的行李和书本,我步行回到家里。中午到家,下午就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一干就是半年,除了下大雨和春节放假外,我一天都没有休息。
冬天生产队的活不太多,春节前后给我们女社员放了一个多月的假。母亲一直身体不好,父亲总想让母亲去城里的大医院全面检查一下,由于没钱又没时间,总是一拖再拖。我和二哥高中毕业回来,家里一下子添了两个劳动力,日子有了指望。这年的春节过得很丰盛,杀了一头大肥猪,还蒸了很多粘豆包。过完正月十五,父亲决定由我带母亲去四平看病。
母亲提着装了几斤小米的布口袋,我扛着一个帆布大提包,里面装着粘豆包和葵花籽。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起大早搭坐生产队去办事的马车来到公社汽车站,花3元钱起了两张汽车票,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来到四平汽车站。
当汽车行驶到四平市区附近的时候,我用手和嘴里吐出来的哈气把车窗玻璃上厚厚的霜弄掉一大块,尽情的看望着城市的风景:一座座高矮不一的大楼、一群群密密麻麻的平房、一个个冒着黑烟的大烟囱,那黑烟扩散着,像薄薄的轻纱半遮半掩着那些高楼和平房,使城市显得那样的神秘。我终于见到了城市,有些激动,在心里一遍遍的重复着“城市”这两个字。
我手里拿着张亚荣大姐来信的信封,和母亲一起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汽车站。亚荣姐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随她父亲来我们屯子插队的知识青年。亚荣姐的父亲是“五、七”干部,来我们屯子前在四平市一个工厂里当厂长。张伯父和父亲很能合得来,当时父亲是生产队长,两人经常在一起谈些事情。张大娘和蔼可亲,我们两家处得很好。亚荣姐性格开朗、喜欢读书,虽然大我好几岁,但我们很能说到一起,我俩相互是屯子里唯一一个能说得来的人。她总能弄到一些“大书”和“手抄本”,看完就赶紧借给我看,我俩经常在一起谈论书里的那些人物和自己的理想。在我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他们全家回到了城里。我和母亲这次就是扑奔他们家来的。因为那时候家里和屯子里都没有电话,只能靠写信联系,信的发出和收到回信要一周多。不知道生产队的车啥时候去公社,没法提前约定时间,所以就不能接站。我带着母亲、扛着帆布大包,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沿着城市那宽广的马路向亚荣姐家走去。城里比我们农村暖和多了,在生产队干活时,带着棉帽子还冻脸呢,在这城里扎一条围巾就一点儿都不冷了。路上的行人好像没有戴棉帽子的,很多女人只系了一条丝巾。我庆幸自己多亏前不久买了一条毛线编织的红色围巾。
当我和母亲要过火车道的时候,路口被栏杆档上了。我知道火车要来了,心里很激动,暗庆自己的好运气,能在这么近的距离观看火车是件多么难得的事呀。长这么大只是看过火车的图画,再就是从电影上看到过火车。听坐过火车的人说火车老长了,火车道像镜子面儿一样的光滑,火车在上面走一点都不颠簸,车里放碗水都不会洒。我看着细长的铁轨和粗糙的枕木及那些乱糟糟的小石头,觉得那些坐过火车的人说得真可笑,这火车道怎么能和镜子面儿相比呢。为了很好的欣赏火车,我拽着母亲尽量的向前靠。等了一会儿,火车真的来了,像一条巨蟒,呼啸着奔驰而来,我不自觉的倒退了好几步。可能是太激动的缘故,我没有看清火车上的任何东西。
我和母亲受到亚荣姐全家的欢迎和热情招待。亚荣姐陪我们到市医院给母亲做了全面检查。得知母亲没有大碍,我非常高兴,决定带母亲坐火车到县城公主岭,从那里坐汽车回去。这虽然绕了一些,但毕竟不用花多少钱就能坐火车了,而且还很方便。火车上人很多,下车时人们堆挤在门口一个个的往下走,我看见对着的车门也打开了,两个穿着铁路衣服的人从这下了火车,我拽着母亲也从这里跟了下来。下车后就傻眼了,这一侧都是火车道,没有出去的路。这时我才明白人们为什么都非从那边的门挤着下车的原因,也意识到了从这边下车的危险。等火车开走之后,我拽着母亲穿过铁路、爬上站台。一个带大盖儿帽的铁路警察拦住我们要火车票,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坏人,我急忙把车票和大队开的介绍信一起递给警察,解释说:
“我们真的不是坏人,只是第一次坐火车,下车时走错了门。”
警察看完火车票,没有看介绍信就让我们走了。
2、在生产队劳动
生产队里的活儿很多,一年四季都很累,浇白菜、掰苞米、跟车送粪、踩格子、产地这几样活儿我永生难忘。
浇白菜:
到生产队第一天干的活儿是浇白菜。那天天气很热,几挂装着大水桶的马车不停的从远处的大水泡子把水拉到白菜地头,社员们每人挑一副水桶从大水桶里接满水,沿着菜地的垄沟向前走,边走边给垄台上的小白菜浇水。开始还好,离地头近,越浇越远,越来越累。拉水的车是不能进菜地的,因为马会把那些刚长出不久的小白菜踩烂的。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我,上午从学校走到家30多里路已经很累了,现在挑着两桶水,沿着垄沟走,真是很艰难,越走不动,越是挪动肩上的扁担,挑了6、7趟以后,肩膀上的血就渗透了衣服。我一声不吭的坚持着,终于和大家一样完成了任务。晚上躺在炕上,虽然腰酸腿疼,两个肩膀都肿得高高的,但我心里是高兴的,因为挺过了第一关,我胜利了。
掰苞米:
到了秋收时节,状劳动力去割地(割豆子、割谷子),体质弱点儿的男社员和全体女社员都去掰苞米。那时掰苞米都是站着秆一条垄一条垄的掰。掰苞米时中小学生都来支援,所以,一周也就掰完了。虽一周的时间,可也挺难熬的,早晨刚到地里是天气比较冷,干了一会儿又热得要命。人们把秋天的燥热称为“秋傻子”、“秋老虎”,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钻在闷热的苞米地里,又干又硬的苞米叶子把我的手和脸划了一道道口子,汗水把脸抹得横一道竖一道的,汗水浸着伤口,真是疼啊!我恨自己的手又笨又没劲儿,总跟不上大家,越着急手划得越厉害。无论晚上还是早晨,都不敢好好的洗手洗脸,因为乱七八糟的伤口一挨水真是专心的疼,那时根本没有创可贴之类的东西,口子严重的就用布条子缠起来。
跟车送粪:
冬天我的主要工作是跟车送粪。生产队有4、5挂马车,每挂车有一个赶车的和一个跟车的,赶车的叫车老板,属于技术活,有一定经验的男人才能当上,跟车的多为女社员。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很大的粪堆,上冻前,猪圈、牛圈、马圈、羊圈等所有的粪便不断的起出来堆放在这里。冬天粪堆冻得结结实实的。送粪时,一些社员拿着带着尖儿的大镐从粪堆上刨下来一块块的粪肥。大家一起装车。装满后车老板就赶起马车,我们跟车的坐上去,把粪肥送到田里,从这头到那头,卸成一排排的小堆儿,以便种地时均匀的撒在田里。每次装车和卸车我都出一身汗,坐在车上时,寒风一吹,真是透心的冷,我本来就有咳嗽病,这样一来,咳嗽的更厉害了,感冒不离身,头总是嗡嗡的疼,晚上很难睡好觉,早晨天还没亮,挂在生产队部前面那棵大树上的老铁钟就被敲响了,这铁钟实际就是犁地用的破铁铧子,每当听到这响声,我的心都是那样的纠结着,但又很迅速的爬起来,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眯缝着眼睛抓起铁锹,朦朦胧胧的快步走向生产队部。晚上回来已是筋疲力尽,从心里想早点躺下,可撂下饭碗不一会儿那令人纠结的钟声就会“嘡——嘡——嘡——”的响起来,社员们陆陆续续的走向生产队部去开会,我夹杂在他们中间。冬春季节劳动强度相对小,生产队就几乎天天晚上开会,会议内容主要是念报纸、批判“地富反坏右”。
踩格子:
春天种地是一年中比较好干的活儿。我们女社员的任务多是撒种或踩格子,踩格子就是穿着又肥又大的鞋,跟在马犁的后面,在犁开的土地上把土踩实。程序是这样的:扶犁手扶着马犁把垄犁开,播种手把谷种均匀的播撒在犁开的沟里,踩格子的人跟在播种手后面,常常是3个人一列,第一个人迈着等距离的步子沿着犁出的土地沟往前走,两只脚落地的距离基本是第二个人鞋的长度,第二个人紧跟着,两只脚正好落在前面人的两个鞋印之间,第三个人跟在后面找空,就是专门找前两人没踩到的地方走。这样,在犁过的松软的土地沟中间,就形成一条具有一定硬度的笔直平坦的沟,谷种被牢牢踩在这条沟里。
种苞米比种谷子容易,一副犁只需一个踩格子的人,程序是先踩格子后播种。踩格子的人跟在马犁后面,根据植株生长所要求的距离,在犁开的松软的土地上踩出等距离的脚窝,播种手就把苞米种子撒在脚窝里。
种谷子踩格子时,我有好几次把前面人的大鞋子给踩掉了。现在想起来感到很好笑,可当时真是紧张。穿着大鞋子在布满大小不一的土疙瘩的犁沟里走起来真不得劲儿,又怕走歪了,又怕跟不上前面的人,更怕摔跟头,我总是努力的走好、走快,可越这样越偏偏出错,不知不觉的就踩着了前面人的大鞋子。有一天种谷子,我和胖丫等一起踩格子,胖丫长得和她的名字一样,是个老社员,虽然很胖,但很能干,样样活儿都拿得起来。那天种地,垄比较长,一条龙还没到头,我踩了胖丫3次。第一次还好,只是轻轻的踩了一下,胖丫也没说什么,我不好意思的道了歉;第二次就严重了,一个硬土块绊了我一下,我一个趔趄,一只手扑到胖丫身上,一只脚牢牢的踩住了胖丫的大鞋子,胖丫一下子摔个大跟头,我也摔倒了,好在都没伤着。这次胖丫可生气了。我起来不顾一切的赶紧去扶胖丫,她用胳膊肘使劲的耸我一下,可能她用力过大,本来她都基本起来了,这样一耸又差点摔倒了,我急忙扶住她一个劲儿的道歉;扶犁手批评了我几句后,大家又接着干活,我小心百倍的跟在胖丫的后面走着。这一天也不知是怎么了,没走多远,我又一脚踩着了胖丫的大鞋子,这次只是轻轻的踩着了一点,本来没什么,可胖丫还没消气呢:
“这活儿没法干了。”
她很生气的说着就停下来使劲往地上一蹲。紧接着“咔呲”一声,她屁股上的裤子开了长长的一条口子,大红裤衩暴露在大家面前。大家哄笑起来。扶犁手敞开大嗓门儿喊着说:
“胖丫,这活儿真的没法干了,快回家缝裤子吧。”
大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其实我心里也憋不住笑,但强忍着不敢笑出来,因为祸是我惹的,我要也笑得话,胖丫不得气死。
铲地:
大片的田地刚种完,最先种的地就开铲了。对我来说,铲地可是个累活儿。浇菜地、掰苞米虽然也很累,但时间短,咬咬牙也就抗过去了。铲地的时间太长了,产完头遍还要产二遍,还有第三遍。为了抢时间,天还黑黑的,生产队的钟声就响了,在生产组长的带领下,社员们一起到达田间。一般都是到了目的地天就亮了,于是就每人一条垄的开铲,铲完这条接着铲下一条。干2个多小时后,如果地块离家近,就回去吃早饭,吃完再返回来;如果地块离家远,就要家里人送饭,家里实在抽不出人送饭,就要托邻居捎带。头遍地和二遍地真是不好产,那时没有除草剂,大多地块都是草和苗一起长,要一锄一锄的把草铲掉,又不能伤着苗,铲头遍地时还要边铲草边间苗。很多地块的垄都七、八百米长,从这头铲到那头,我的腰总像折了一样的疼。大多社员铲地并不那么费劲,他们不像我弯那么大的腰,也不用使那么大的劲儿,铲一段距离还能站直身子歇歇。可我就不行了,不弯大腰、不使大劲儿草就锄不掉。看我铲的那么费劲,一些社员就告诉我铲地的“妙招”:将锄头伸出勾到一些土轻轻的往回一拉,让土散开,把垄上的草就覆盖上了。我就试着这样做,确实不那么累了。可我作弊老漏兜,总是让领导给检查出来,挨顿批评还要返工,有时还要扣工分。几次之后,队长就看上我这个不好好完活儿的社员了,我也不敢作弊了,只能实实在在的锄草。常常是大多数人到了地头,我还在地中间,生产组长就带领大家在地头边休息边等待几个落后社员,我总是最后一个到地头,组长姓孙,他产地就像玩儿似的,很轻松,产的又快又好。每次要到地头时我都想这次到头也能歇一会儿了,可每次要到地头或刚到地头时,孙组长就笑呵呵的站起身开始产下一条垄了,有时还幸灾乐祸的打着口哨,每当这时,我就很生气,在心里说:
“神气啥呀?说不定哪天你媳妇真的把你闺女儿子都卖了。”
孙家大儿子叫孙小子,大女儿叫孙丫。眼看要上小学了,孩子的舅舅伊会计给两个孩子起了学名,男孩叫孙文学、女孩叫孙文霞。这可乐坏了孙家媳妇,孩子一出去她就满大街的喊他们的新名字,总是两个名字交替着喊,还在名字后面加个“了”字,而且拖着长长的尾音,就像沿街叫卖东西一样:
“孙文学了——”
“孙文霞了——”
“孙文学了——”
“孙文霞了——”
屯子里的人都觉得好笑,一些人就说:
“老孙家媳妇又开始卖孩子了。”
其实我对孙家媳妇很好感,她为人善良,心眼实在,爱说爱笑,只是过日子有些趿拉,人们常常拿她“卖孩子”的事取笑他们夫妇。
孙组长一口气都不让我喘息,我觉得要累死了,气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二哥铲到头总要帮我铲一段,可没几天,二哥就调到大队的小学当教师去了,有几个好心的社员也时常的帮我铲几锄,但都是杯水车薪。那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我体会的太深了。头顶烈日、弯着腰,不停的一锄一锄的使劲儿锄着草,汗水成串的在脸上和全身流淌,偶尔吹来一丝凉风,那个痛快是语言难以形容的,可这种感觉只有几秒钟而已。累热交织,常常是口渴得难以忍受,到地头赶紧找水,有时没有水,能在马蹄窝里找到水真是件幸事,大家都会珍惜的用手捧着喝。产地时也常遇到下雨,有时全身都淋透了,即使这样也盼着下雨,因为下雨就能歇着了。随着禾苗的长高,每天早晨,两只裤脚和鞋子都要被露水浸透,湿漉漉的两只鞋混着泥土把脚弄得特别难受,晚上脱掉袜子时,十个脚趾被捂得像烂了一样,疼得钻心。我忍耐着、坚持着。
不久,传来了好消息:大队的小学校又要增加几名教师。我很高兴,相信自己这次能被选上,因为我是有名的高才生,上次二哥当了教师,大队领导说一家不能一起出两个教师。可这次名额多,学校好的高中毕业生也没谁了,不选我还有谁呢。可是我想错了,这时小平同志已经又被打倒,教育口正在大力批判“智育回潮”,根本用不着什么学习好的人去教那些小学生。就这样,有点门路的,包括75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5、6个人当了小学教师,我连边都没挂上。没办法,还得好好产地,好好表现,再坚持一年,就具备上大学的资格了。
3、拿起了笔杆子
老天对我还真是眷顾,就在我咬紧牙关坚持铲地几乎要顶不住的时候,接到了生产大队革委会的通知,调我去大队当理论辅导员,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大好形势,不定期组织贫下中农学习政治。这时正是“学习小靳庄”、“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阶段。到大队后,我干的活儿主要是写各种材料,诸如大队“抓革命促生产”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开展“学习小靳庄活动”和“批林批孔运动”所获得的经验。这些材料有时上交给公社革委会、有时由大队领导向公社汇报。也经常到各个小队去给社员们进行学习辅导。
那时的政治中心任务是抓阶级斗争,发现不法行为领导们就要组织群众批斗,我这时的具体任务是写批判稿,在批斗会上,稿子有时由大队的有关领导读,有时我自己读,这要根据批斗会的重要程度由大队主要领导决定。
每次批斗,各小队的“四类分子”必须陪同。“四类分子”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简称。全大队9个生产小队,有的时候批斗要各小队轮流一遍,被批斗的人白天照常参加劳动,晚上开社员大会接受批斗;有时只在本小队批斗,大队有关领导参加。不管是开那种类型的批斗会,我白天都不用参加生产劳动了,因为到哪个小队就要结合哪个小队的具体情况写批判稿,晚上在社员大会上用。批判稿的结构几乎都是首先来一段相关的毛主席语录或几句诗,接下来就赞扬革命大好形式,然后笔锋一转点题,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复辟”之类的词儿,接着就用当地发生的事实论述这个论点,再之后就训斥被批斗的这些阶级敌人,告诉他们“人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祖国的江山是牢不可破的”“你们这些跳梁小丑是蚍蜉撼树”,最后要鼓励广大群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革命潮流不可阻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参加的第一场批斗大会是批判偷瓜的坏分子。
三小队的社员王三儿偷了队里的香瓜,当场被抓住了。民兵排长把他扭送到大队,大队领导决定在他们小队召开全体社员批斗大会,派我去负责“文斗。”
这天下午社员提前收工,家家都要提前吃晚饭。生产队的大钟响过不久,社员们陆续的来到生产队部。
队部里长长的大火炕坐满了男女社员,地上十几条长凳也坐满了人。戴着“执勤民兵”红袖标的两个民兵把偷瓜的“坏分子”王三儿和陪斗的老眼镜押到地中央。王三儿和老眼镜都带着高高的锥形纸帽子,弯着腰站着。会议由小队民兵排长主持,首先是大队领导讲话,其次是小队队长讲话,然后是我和另一个社员对王三儿进行“文斗。”这些程序完成之后,社员们开始了“武斗”,先是有人把香瓜用绳子穿起来挂在王三儿的脖子上,然后把还没成熟的苦瓜蛋子往他嘴里塞,边塞便问:
“好不好吃?”
“不好吃。”王三儿低声回答。
几个社员站起来,一边往他身上扔生瓜蛋子一边喊着说:
“不好吃你还偷,安的什么心”、“你是故意搞破坏”、“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到底好不好吃,说!”……
“好吃。”王三儿怯怯的回答。
“好吃你就吃个够”几个社员争先恐后的往王三儿的嘴里塞那些烂瓜。
会场乱套了,一些人喊着笑着,有的拿着生瓜蛋子,有的拿着烂瓜,够不着王三儿就往陪绑的“反革命分子”老眼镜嘴里塞,往他身上扔。我看不下去了,走过来用手按了一下老眼镜的头,喊道:
“低头。”
在喊“低头”的同时,对着“老眼镜”的耳朵小声说了两遍:“快晕倒”、“快晕倒。”
看老眼镜“晕倒”了,那些人才罢手。
“偷瓜案”过去没几天,发生了一件“破鞋案”,案情是一个有妇之夫和一个寡妇偷情。大队领导接到举报后派人将奸夫淫妇捉拿到大队部,审问后做出在9个生产小队游街的决定。派大队民兵连长带着我和临时抽上来的一个小民兵执行这项任务。
第二天,我赶到第一生产小队时,游街已经开始了。不知是谁的策划,在那个女人脖子上挂了一双破鞋,在那个男人脖子上挂了一个大尿罐子,他们两每人一只手拿一个铁盆、另一只手拿根铁棍,两人一边走一边敲着铁盆,嘴里还不停的喊着“我偷汉子了”、“我养婊子了”,围观的人有笑的、有唾骂的、也有叹息的。
游街到第五小队时,民兵连长有急事走了,留下我和那个小民兵继续执行这项任务。
第五小队和第六小队之间约有两里地的距离,路两旁是一片荒地。我和小民兵押着那对奸夫淫妇走到那片荒地时,我对着他们三个人说:
“都停下。”
三个人都站下了。我看了看那个女人,又怜悯又生气,走到她面前,伸手拽下她脖子上的破鞋扔到草地上。然后对她说:
“天下没媳妇的男人有的是,光明正大的找一个嫁了,别干偷鸡摸狗的事。回家去吧。”
那个女人愣愣的看着我。我又大声说了一句:
“游街结束了,回你自己家里去吧。”
那个女人感激的看了我一眼,走开了。
我又走到那个男人面前,狠狠的看了他两眼,用下巴指了指他脖子上的尿罐子:
“摘下来,摔了。”然后又大声重复一遍。接着狠狠的说:
“滚!”
小民兵呆呆的看着我。我对他说: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都回去吧。”
游街就这样结束了。为此,大队领导找我谈了话,我交了一份检讨书。
1975年冬天我随大队民兵连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负责宣传报道。民兵连工地没有遮风挡雪的地方,写稿子有时在团(公社)指挥部的棚子里,有时就蹲在工地上写,无论钢笔还是油笔,经常被冻得不出水,于是就改用铅笔写。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挖空心思的凑词儿进行宣传鼓动、强拼硬凑的报道我们民兵连的好人好事。渐渐的我被眼前这些朴实的农民们那种天寒地冻无所畏惧的干劲儿和争先恐后力争上游的劳动精神所感动,全身心的融化在了那热火朝天的气氛中,要写的东西如同大河流水一样不停的涌到我的笔尖儿上。民兵团指挥部的大喇叭几乎成了我们榛柴岗民兵连的专题广播:
“现在播送榛柴岗民兵连写来的报道……”
“现在播送榛柴岗民兵连的报捷书……”
“下面播送榛柴岗民兵连的散文诗……”
“昨天晚上,榛柴岗民兵连召开了誓师大会……”
“榛柴岗民兵连的张小勇轻伤不下火线……”
“榛柴岗民兵连的王大全帅先突破百方土……”
“榛柴岗民兵连十勇士甩掉棉衣,赤膊上阵……”
在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60天里,榛柴岗一个又一个农民的名字在工地上空回响,榛柴岗民兵连一件又一件的感人事迹在工地上广泛传播。
农田基本建设刚一结束,榛柴岗民兵连连长高景文就被破格提升为榛柴岗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时我被调到公社理论辅导站工作,任务和在大队时差不多,只是上了一个层次,工作量也明显加大了。另外,除了挣工分,每月还有9元钱的补助,后来又增加到12元。公社理论辅导站一共5人,3男2女,都是当时全公社公认的“笔杆子”。女的就是我和邵淑珍,我们俩还是高中同学,自然就亲了一层,很多事我们俩都共同做,真是同吃同住。她和我一样家里困难,又没有任何背景,能被调到公社工作确实凭自己的能力。我们天天写文章、到大队小队进行理论辅导,肚子里没东西当然是不行的。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写文章就像生孩子——肚子里没有怎么着都生不出来。”
我离家30多里地,必须在公社住。邵淑珍离家6、7里地,她有时可以回家住,但为了陪我也总是住在公社。公社政府是一个独立的大院,有两趟平房,前面的那趟房子是办公室,后面这趟是食堂、仓库、招待所。后面这趟房子设有两间闲屋子,每间屋子里一铺大炕,几个远道的公社干部有时在这住一两宿,绝大多数时间没有人在这住。公社安排我和邵淑珍住了其中的一间,这既是我们的办公室又是卧室。屋里的全部设施是:一张旧的办公桌、两把木椅,两套行李。我和邵淑珍都很满意,因为不仅有写字的地方、有睡觉的地方,还不用自己带被褥。白天我们自己烧炉子,晚上自己烧炕。偶尔公社来人住时我俩就自己找地方去住,或去邵淑珍家、或哪个公社干部不在家我俩就去他们家住。那时的公社干部大多住在公社的家属房,就在公社办公大院的后面,一趟平房分成十几户,每户两间房,分别用作卧室和厨房,卧室是一铺大炕。
我们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特别是一年一度的学大寨工作会议前夕,我们真是忙得要命。这是一年中全公社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所有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和一部分中共党员及老贫农代表都要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理论辅导站的任务是给领导写报告、审阅修改各大队领导的讲话、帮助先进集体和个人写发言稿,刻钢板、油印材料等等。那时没有电脑,所有材料都是手写。给领导写报告,最后成型的稿子当然要干干净净,写了改、改了抄,反反复复不知多少遍。
三 祸不单行
1、大学梦的破灭
1976年的高校招生开始了,我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能被推荐上,因为家庭出身咱是响当当的贫农、政治思想和劳动表现都是突出的,又是重点非党积极分子,平时还低调做人,可以说人缘不错,文化业务水平就更不用说了。但我错了,我连上大学的边儿都没挂上。一连很多天我的情绪都不好。晚上,常常一个人站在公社满地落叶的花池旁望着月亮叹息着:
花开花落又一秋,
对月凝眸泪自流。
月圆月缺天如旧,
谁人能解我之愁?
—《花池望月》—
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和邵淑珍两人刚要躺下,公社的通讯员来说公社有客人被褥不够用了,只好把我们俩的行李拿走。夜已深,既不能回家,又不好打扰谁家去借宿。我和邵淑珍两人合身睡在光溜溜的炕席上,尽管炕不太凉,可夜深时还是很冷。本来那些天就让上大学的事闹得心烦意乱,这天夜里心情更糟糕,头如斗大,脑子里乱糟糟的,几乎一宿没睡着,我写下了当时的情景和心情:
秋雨拍窗沙沙响,
冷风袭来阵阵凉。
千翻万滚难合眼,
人生苦短怨夜长。
——《失眠》
我又一次病倒了,这次病的很重,已经不能上班了。我带着在公社卫生院开的药回家休息。一个人走在漫长荒凉的乡土路上,咳声叹气的自嘲着:
腹内空空无根底,
藐风傲雪迎佳时。
二十年华已过去,
未成一事仍空枝。
—《自嘲》—
几天之后,感觉身体好了一些。这天,二姑家的三姐刘玉怀来了。我们俩年龄相仿,都是74年高中毕业,很能合得来,只要在一起,就通宵达旦的说个没完,这次仍然如此。第二天我随三姐去了二姑家,晚上我们俩仍然是没完没了的聊。由于病还没好,又没好好休息,加之白天走了十几里路,夜里我感到非常难受,胸闷得喘不上气,满头满身都是汗。我不愿给二姑家添太多的麻烦,想等天亮了再说。好不容易盼到天放亮了,我挣扎着蹑手蹑脚的起来打算到外面透透气。我趔趔趄趄的来到院子,可没走几步,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只过了多长时间,我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二姑家的炕上,二姑跪在地上叨叨咕咕的磕着头,我感到前胸后背和鼻子下面都很疼。原来是我的身上被拔了许多火罐,人中穴被扎了针,裤子尿得呱呱透。回到家,请大队卫生所的大夫给打了几针,吃了点药,我又开始上班了。
2、“飞”来的马车
1977年冬,全省又一次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以公社为单位,称为农田基本建设兵团。我随兵团到百里外的建设工地负责宣传报道。
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手推车、大马车、拖拉机连成一片,那战天斗地的场面很是鼓舞人。民兵团指挥部就设在工地上,指挥部的房子是简易的棚子,棚子外矗立着高高的木头架子,架子顶端按着十来个朝向不同方面的大喇叭。我满腔热情的穿梭在工地上采访各种先进事迹。一天,我刚跳进新挖的两米多深的壕沟里,准备去采访那位“轻伤不下火线”的青年民兵。一挂受惊的马车突然“飞”了过来,惊马到壕沟前一个急转弯,装满土的大车一下子翻倒在壕沟上,一车土都砸在了我的头上,我眼前一黑,倒在壕沟里。车老板被甩出很远,倒在地上,摔断了手臂,头也撞坏了。大家七手八脚的把我从土里抠出来,我除了满头满脸的土以外,竟然毫发无损。因为马车正好斜着横在壕沟上,车上的土不是一下子砸下来的。我站起来看着头上笨重的大马车和滑落在我身边那把锋利的铁锹,真是后怕。
又躲过了一场劫难,好事来了。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公社来人通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冷静下来又愁了起来:不能请假、不能误工,手头又没有课本,更没有复习资料,怎么办呀?受“文革”风气的影响,那时还不敢明目张胆的说“我要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之类的话。如果那样,领导和周围的人会对你有想法,说你不愿意扎根农村、不愿意和贫下中农在一起、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一旦没考上,眼下的饭碗可能会丢掉。我在工地上焦躁不安的工作着。
3、参加高考
又过些天,“复习”、“高考”已经没有人能约束得了了。无论是否给假,“知青”们都回城复习去了。离高考已不到半个月了,我特别着急。一天,兵团团长(公社武装部长)孙友让我们几个准备高考的人员悄悄的回家复习,我非常感激。
回到家,翻出高中学过的课本和课堂笔记开始复习。为了学习安静又不影响家人休息,我住在平时不怎么住人的里间屋子。屋子很冷,晚上,天天在煤油灯下熬到深夜,甚至通宵。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母亲看女儿这样熬夜很心疼,就时常的等弟弟妹妹们睡着了以后悄悄的拆开缝起来的小口袋,从中抓一两把向日葵籽炒熟了给我作为夜宵。由于园子里种的为数不多的向日葵收获后,大部分要用来卖钱和换过年吃的大米,只留下一点点,过年时要炒一些分给每个孩子,平时再炒几次也就没有了。我常常早早的就用毯子把门缝堵得严严实实,母亲在外屋,看不到我屋里的灯光就以为我睡了,也就不再折腾起来给我炒葵花籽了。11月29日、30日考试,考试地点是离家40多里地的十屋公社中学。我头一天下午骑自行车来到十屋的堂姐家住。一共考了5科:数学、语文、物理、化学、政治,理化是一张卷。
考试结束,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只知道理化卷答的很糟糕,数学也不理想。回到家,我一进门就大哭起来,到晚上满嘴都是大泡。1978年2月初,各院校的录取通知书陆陆续续都下来了,邵淑珍考上了四平师范学院化学系。一些报考中专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我还是没有接到通知书。那些天,我连活着的心思都没有了。北方的早春是那么冷。我写下了悲哀的《春显秋色》:
地沉沉,天苍苍。
残叶飘,春风凉。
想前后,泪双双。
心欲碎,要断肠。
问苍天啊问太阳,
问星星啊问月亮,
问大地啊问冰霜,
问高山啊问海洋,
世上万物
都来讲吧都来讲——
春天什么这样寒冷?
宇宙为什么这样昏黄?
太阳为什么驱不散乌云?
烈火为什么烤不化冰霜?
人生为什么这样痛苦?
前程为什么这样渺茫?
道路为什么这样不平?
群星为什么这样异亮?
上帝呀,怎么把我抛在人世上?
父母呀,怎么给我这副不争气的肝肠?
命运呀,怎忍心这样决定我的生平?
神灵呀,怎忍心让我如此的悲伤?
阴云呀,你何时散去?
曲路呀,你还有多长?
春色呀,我何时能找到你?
春风呀,你何时能吹进我的胸膛?
我用泪水写下内心的痛苦,
用它来当做我祈祷的篇章。
我用心血描出内心的宏图,
用它来象征我生平的志向。
4、大打出手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一天,公社领导通知我们:公社党委根据上级精神,取消理论辅导站,人员回原单位。我到公社前是大队的理论辅导员,公社取消了理论辅导站,大队也不可能设理论辅导员这个岗了。就是说考不上大学,我还得回生产队劳动。就别提当时有多上火了。
傍晚时分,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垂头丧气的往家走,思绪万千。
一进屯子就听到混杂的吵闹声,原来是大姐和老伊大嫂扭打在了一起。
伊大嫂是生产队伊会计的媳妇,山东人,长得又高又大。打架原因是伊大嫂的儿子们淘气,频频的往生产队的马料里扔马粪,父亲气急了就拿铁锹追他们,追上就拍他们的屁股。父亲早已不是队长了,而是在生产队当更夫兼管喂马。伊大嫂得知儿子们挨了打,就抄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满大街的谩骂,大姐也不是好惹的,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我看大姐和别人扭打,就急忙上前拉架。在街坊们的共同努力下,大姐和伊大嫂各自回了家,按说这事就平息了,可晚上又出事了。
因为天气冷,晚上我和父母还有3个妹妹挤在一铺炕上。这时哥哥姐姐们都结婚另居了,弟弟读书住校。家里只有我们六口人。躺下熄灯后不久,门外传来了伊大嫂老母亲的声音:
“她婶子,我这心里挺憋屈的,你开门,咱姐俩唠唠。”
老太太和母亲的关系不错,老姐俩常常说说心里话。母亲听到老太太的声音迟疑了一下,还是起来披上衣服去开门。
我躺在被窝里突然听到母亲大声惊叫,急忙和父亲一起跑到门口。母亲栽倒在门口里边,门口外面直挺挺的躺着一个人。伊会计看我们出来,指着地上躺着的人说:
“她大嫂不行了,白天她和你家老大打架没什么,两个家庭妇女撕吧撕吧也就算了,可你家老三是“公社干部”,却也伸手打人,你们看怎么办吧。”
看着吓昏的母亲和哭叫不停的妹妹们,听着眼前这个人的胡说八道,我憋了多少天的火气腾的冒了出来。愤怒的指着他:
“人不行了,怎么不送医院抢救,怎么还上这来骗人开门,你不就是想讹人吗,来吧。”
我一扫平时的斯文,像个泼妇似的扑向伊会计,两只手一起狠狠的抓着他的脸挠下去。嘴里还喊着:
“我让你讹人,我让你讹人,我妈要是有个好歹,我要你全家的命。”
伊会计脸上马上出现10来条血流。可能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此时不知所措了,对我的进攻只是连连后退,我疯了似的步步紧逼,又从锅台上抄起菜刀向他砍去。伊大嫂自己站了起来呆呆的看着我,她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
父亲赶紧抱住我的双臂,并大声训斥:
“三丫,住手。你们还不快走?”
父亲把我推进里屋,关上了门。
母亲病倒了。父亲和满脸伤痕的伊会计达成协议:自己家看自己家的病。
我带着母亲到离家20多里地的玻璃城公社卫生院看病,母亲惊吓过度并发重感冒,高烧不退。护士给母亲注射了安痛定,刚注射完,针头还没有拔下来,母亲的脸和手臂就红肿起来,还出现一片片小疙瘩,红肿扩散的速度非常快。
“不好,药物过敏。”
护士边说边叫人把母亲抬上手推床往抢救室送。母亲整个人体在迅速膨胀,皮肤就像要崩裂开。
我被挡在了抢救室门外。坐在门口的长条椅子上,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想母亲要是死了我也死。我两眼直勾勾的盯着灯泡的电源。心想:
“触电死是最快的,没人能救得了的,就这样死”一连串的打击,我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
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护士出来了,热情的说:
“老太太没生命危险,问题不大。”
我像弹簧一样腾的站起来,顿时觉得活着是多么的美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