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别人看不起 就怕自己没志气
不怕别人看不起
——回顾四十三年的历程(高中同学聚会谈历程)
之所以用这个题目,是因为四十三年前我们高中毕业时,班主任孙升年老师在我笔记本上写了这十四个字。因为家里穷,住的又偏僻,父母都是朴朴实实的农民,没见过世面,总是教导我们老老实实做人,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难免自卑、胆怯。老师看到了这一点就写了这话,四十三年了,我一直牢牢的记在心中。
1974年7月8日,离开学校,9日我就参加了生产队集体劳动。因为劳动两年就具备了上大学的资格。我暗下决心:好好劳动、好好表现,一定要上大学。一干就是半年,除了下大雨和春节放假外,一天都没休息。冬天生产队的活不太多,春节前后给我们女社员放了一个多月的假。过完正月十五,父亲东挪西借凑点钱让我带母亲去四平看病。这是我第一次进城,有些激动,在心里一遍遍的重复着“城市”这两个字。当我和母亲要过火车道的时候,路口被栏杆档上了。我知道火车要来了,心里很激动,暗庆自己的好运气,能在这么近的距离观看火车是件多么难得的事呀。长这么大从没见过火车,听坐过火车的人说火车老长了,火车道像镜子面儿一样的平,在我脑海里就印上了那平滑的火车大道。当我看到细长的铁轨和粗糙枕木以及那乱七八糟的石头子时,隐隐约约的有些失望,心想谁镜子面这样?
在生产队干了一年多,被抽调到大队和公社写材料。我和邵淑珍同时进了“公社理论辅导站”,七六年推荐上大学时,我俩都没挂边。
1976年的高校招生开始了,我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能被推荐上,因为家庭出身咱是响当当的贫农、政治思想和劳动表现都是突出的,又是重点非党积极分子,平时还低调做人,可以说人缘不错,文化业务水平就更不用说了。但我错了,我连上大学的边儿都没挂上。一连很多天我的情绪都不好。晚上,常常一个人站在公社满地落叶的花池旁望着月亮叹息着:
花开花落又一秋,
对月凝眸泪自流。
月圆月缺天如旧,
谁人能解我之愁?
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和邵淑珍两人刚要躺下,公社的通讯员来说公社有客人被褥不够用了,只好把我们俩的行李拿走。夜已深,既不能回家,又不好打扰谁家去借宿。我和邵淑珍两人合身睡在光溜溜的炕席上,尽管炕不太凉,可夜深时还是很冷。本来那些天就让上大学的事闹得心烦意乱,这天夜里心情更糟糕,头如斗大,脑子里乱糟糟的,几乎一宿没睡着,我写下了当时的情景和心情:
1977年10月末,传来了高考通知,我正在百里开外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搞宣传,一点复习时间都没有,手头也没复习资料。离考试还有两周时,领导让我回家复习功课,当时我感激的都要哭了。为了安静的复习,就自己住在家里那个冬天不住人的屋子,晚上很冷,就围着被或趴在被窝里看书写字,书本扔下两年多了,就这么几天想复习透很难,那十来天总是熬得很晚,有时通宵,唯一的夜宵是老妈看弟弟妹妹都睡着了,给我炒一捧葵花籽。早晨起来头发都结了霜,鼻孔让煤油灯熏得黑乎乎的。
1978年2月初,各院校的录取通知书陆陆续续都下来了,邵淑珍考上了四平师范学院化学系。一些报考中专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我还是没有接到通知书。那时高考是先报志愿,我报的三个志愿都是名牌大学的电子专业。我想百分之百是没考上了。这时公社理论辅导站又解散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大学没考上,工作又没了,我重新回到生产队干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鄙视我。那些天,我连死的心都有。北方的早春是那么冷。我写下了悲哀的《春显秋色》,很长,在这念上几句:
上帝呀,怎么把我抛在人世上?
父母呀,怎么给了我这副不争气的肝肠?
命运呀,怎忍心这样决定我的生平?
神灵呀,怎忍心让我如此的悲伤?
春色呀,我何时能找到你?
春风呀,你何时能吹进我的胸膛?
今日与愁别,送泪归西天。
痛苦化强奋,重攀大书山。
不管苦又苦,何惧难上难。
不进大学门,至死心不甘。
我开始振作起来,重新复习功课。就在这时录取通知书来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农业大学牧医系。我知道报的大学太高,没被录取,我是被农业大学捡漏了。拿着录取通知书,低着头吧嗒吧嗒掉眼泪,去吧,实在不理想,不去又担心明年考不上,这牧医系到底是学啥的呀?
本家二叔风趣的说:
“管他学啥的,是“戏”就比秧歌强。去,差啥不去?”
抱着去看看的态度来到了学校,一学就是四年。
我们77级是三月份入学,78级是9月份入学,在新生入学报道时我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歌“欢迎你——新来的同学”,不知是谁给配了乐,学校大喇叭整天循环播放,今天也念上几句:
有人说:
“遗憾哪,你真要务一辈子农?”
有人讲:
“可惜呀,你这只年轻的鹰!”
我仰望九重天,
眺望北京城。
仿佛看到了
毛主席那期待的目光,
满意的笑容。
耳边又想起
“农业是基础”
这语重心长的叮咛。
我把薄薄的入学通知书
贴在胸口,
我把小小的学生证
捧在手中。
眼前出现了
五彩缤纷的宏图,
雄伟壮丽的高峰。
看宏图
一群群肥壮的牛羊
遍布平原山岭;
一台台农业机械
在田野中轰鸣;
一片片金色稻谷
在祖国四面飘香,
一车车丰硕果实
在世界各地通行。
可能是因为这首诗歌的缘故,我被推选为学生会宣传部长。工作很积极,学习也努力,毕业分配到吉林省农科院,从事动物营养研究。一干就是28年。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杨嘉实先生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不过这位先生对手下要求严格得几乎不近人情,而且脾气暴躁。杨先生带我到各个办公室和同事们见面。其中一个办公室,我刚和他们见完面一出门后面就传来:
“哼,整个女的,能干啥呀!”
他话音一落,我脑子里立即就闪出这句话“不怕别人看不起,就怕自己没志气”。 决心一定干出个样子,给女同胞长脸,给爹妈争气。
我就拿出全身节数拼命的干好工作,早来晚归,周末也不休,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
上班不几天,杨先生就让我去买什么什么规格的多少多少根角铁和槽钢,要买半吨多,这下我可蒙了,角铁槽钢都啥样呀 ?在农村20多年,所接触的除了书本、家务,就是土地庄稼,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或生产队都没接触过工业。我负责的实验现场工人们都各有一滩事很忙,有个叫裘柯的不忙,他有点黑社会性质,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去黑刀子出来,谁也指示不动,他总叫我“小丫头”。我就商量他和我一起去。他还真同意了,我俩就骑自行车去生产资料供销社,
到那看着一堆堆不同形状的钢铁,哪种是角铁和槽钢呢?我问裘柯,他说不知道,打着口哨站在一边洋洋得意。我心里开始较劲了:不用你看我能不能买回去。我想既然叫“角铁”,那肯定是有角度的,既然叫“槽钢”,那肯定是像槽子形状的,杨先生说要买多少根,那肯定是长条的。这里真有角形和槽形的长条钢材。我装出很内行的样子向售货员询问着各种规格的角铁、槽钢的产地、价格,好在那时都是明码实价,不涉及讨价还价问题。我们买了近千斤的钢材。裘柯看没拿住我就说他腰扭了,动不了。我雇了一个人力推车,我和车夫把钢材一根一根的抬到车上。又把裘柯的自行车放在推车上,然后搀扶他坐在我自行车的后货架上,车夫拉着钢材,我推着裘柯,裘柯吹着口哨。回去的路几乎都是上坡,车夫艰难的拉着车,我艰难的推着裘柯,裘柯悠闲的吹着口哨。路的坡度越来越大,车夫实在拉不动了。我把裘柯扶下自行车,让他站着别动,找块砖头把人力车轮子掩上。把我的自行车也放在人力车上,让车夫帮我把裘柯也弄到人力车上。车夫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3月初的天气本来还很冷,可我却汗流满面,摘下手套胡乱的抹一把脸上的汗水。裘柯指着我的脸惊讶的说了一个字:
“你?”他随即从车上跳下来,一把拽住我的手瞧了瞧,二话没说就把我抱到车上,他推起了车:
“大姐,我服你了”
弄钢材时我手被挤着了,当时真的很疼,揉了揉也没太在意,推车时不知怎么就把挤破的皮肤弄掉了一大块,渗出一些血,擦汗时把脸上抹了几道血印子,裘柯看的时候,整只手都肿了。
这个裘柯后来成了我管理实验现场的得力助手。
实验现场的事很多,上班一个月过去了,一直没休息,真是很累,但工作顺心,心情愉快。又到周六了,一上午我们就把预计的活都干完了。准备明天好好的轻松一下,那时全国都是六天工作制。下午上班时杨先生来到现场,告诉我们下周一农业部的一个官员陪荷兰专家来访问,杨先生说要给部里的同志和国外的同行留下好印象。他细致的布置了各项具体工作。听完我就傻眼了,明天不但不能休,夜里加班恐怕也干不完。
我领着5名工人紧张的工作着,周六的晚饭和周日一整天我们都在现场吃的方便面和咸菜香肠。吃这些东西没问题,对我来说连着吃几顿方便面和香肠是比较奢侈的生活了,就是太累太困了。为了鼓舞大家的干劲,我让裘柯把收拾出来的几块破铜烂铁卖了,买几瓶罐头、啤酒,周日中午改善一下伙食,看大家吃喝的高兴,我趁热打铁,鼓动他们说笑话、唱歌。都是年轻人,这样一来,大家的情绪马上就高涨起来,暂时忘却了疲劳,干劲很大。直到周一凌晨两点钟我们才基本完成杨先生交给的任务。我知道来访者不可能一上班就来到,于是对大家说:
“只剩下室外卫生了,这活夜里也不好干,咱都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早点来,大家一起干,半个小时就完活了。”
已到上班的时间了,还有两名工人还没到。我正和一名工人在屋里干活就听杨先生在外面训斥,声音在两里地以外都能听得见:
“这些垃圾怎么还没运走,我不是让你们把那些砖头子摞起来吗?这像个实验室的院子吗?简直就是垃圾场。怎么就你们两个?那些人呢?现场干部呢?”
杨先生边喊边走进屋子,见到我就劈头盖脸的训斥:
“怎么才往里推猪,为什么昨晚不推进去让它适应?荷兰专家到
了猪要是在里面乱闹怎么办?这点事还用我告诉吗?”
“你这个现场干部是怎么当的?就是吃干饭的吗?院子卫生不收拾、室内准备工作拖泥带水,这两天你们都干什么了?”
我刚开口想解释,杨先生就指着我更严厉的训斥道:“还狡辩什么,啥时候了,还有人没到,你就这么管理现场吗?”
杨先生越说越气、越喊声音越大,上班本不路过这里的两个老师也寻声绕道过来添油加火。
“就是呀,我倆还没进屋就听见又鼓掌又唱歌的,还以为是练节目呢。”肖老师笑呵呵的说。
杨先生大发了一通雷霆,说了一句“半个钟头我再过来检查”就气呼呼的走了。
我忍着一肚子的委屈和两眼泪水,领着几个小伙子在20分钟内完成了全部工作。
下午上班后,家畜能量代谢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荷兰Wan.Ens教授由我国农业部的同志陪同,参观了我们的能量代谢实验室,又和院所领导以及我们课题组的全体成员一起座谈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对我们的实验室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回到实验现场,我坐在试验台前,给今天早晨干活时刮破的手指抹酒精。我攥着缠着纱布的手指,眼泪刷刷的掉了下来。其实手指伤不重,只是心里伤得很疼。我越哭越伤心,不知不觉的哭出了声。几个小伙子都过来安慰我。
我被裘柯抑扬顿挫的声调和滑稽的动作逗笑了。想想也是,哭什么呀?我擦了擦眼泪站起来说:
“没事了,你们谁都别走,我到办公楼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已经到下班的时间了,我一路小跑着来到杨先生办公室。杨先生刚要走,看我来就温和的说:
“小苏,有事吗?”
我简单的说了这两天现场工人们太疲劳的情况,请示明天休息,先生欣然应允。我回到实验现场:
“弟兄们,杨先生批准明天我们不用上班了,全天休息。”
“苏姐万岁!杨先生万岁”小伙子们高兴的喊起来。
单位女寝室有两个,一个是两年前从九站农校分配来的小于住着,她很快就要生小孩儿了,可还没有分到房子,另一个女寝住着4个大集体的工人。我和小于住在一起。小于爱人在四平工作,周末他爱人来我们都很尴尬,我只好到工人那里挤一挤。毕业时我已经结婚了,是大三时我表姐夫(秋天师范同学)给撮合的,那时他是玻璃城公社任副主任,当时很多人都反对,我开始也犹豫,但我知道他人品不错,工作能力比较强,文学功底也很扎实,会有发展前途的。秋天从玻璃城子来公主岭一趟那时还很不方便,所以他很少来。不久他被到陶家屯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他来我这虽然方便了,可是没地方住。这时和我同屋的小于已生了孩子,我搬进了工人的房间,我到他那去吃住虽然方便,可我却很难走出去,因为我在单位管理实验现场,经常起大早贪大黑的做实验。他每次来我们都恋恋不舍的,但无论多晚,他都得做火车回去。当然也可以住旅店,但那时对我们来讲,这是太奢侈的事,从没想过。
单位院里有一个不正规的小托儿所,女职工把未断奶又没人照看的孩子送到这里,因为院里幼儿园比较远,给孩子送奶不方便。托儿所的阿姨看我们这么难,就告诉我他再来可以住在托儿所,我感激涕零。托儿所有两张并在一起的单人床,床上铺个破垫子,孩子们常在上面拉尿。可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难得的住处了,不管怎么脏乱,起码我和心爱的人能住在一起了。不久,研究所又来了一个已婚的男大学生,他爱人在外地,一来就要住上几天,晚上托儿所就被他们占用了。也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种困境下怎么生孩子呀?就做了流产手术,做完手术我身体很不好,一天秋天来看我,我把他留下来在试验现场住了一宿。几天后我们主任杨先生知道了此事,把我严厉的批评了一顿。是啊,试验重地,闲人都要免进,怎么可以留人住宿呢?那天,我鼓起勇气去找研究所办公室主任要求给解决一个临时住处,哪怕是仓库或走廊的一个角落也可以。主任不但不同情,还把我训斥了一顿,我心里更加难受。晚上,一个人漫步在大街上,看着万家灯火,想着思念的人,孤独凄凉的感觉占据了整个心房。我流着眼泪,低吟着:
无 房 难
——1982年7月8日
满腹宏图大志,忘食废侵度华年。病患无栖处,茫茫然。思迢迢,绪翩翩,心烦意乱问长天:可知否,无房难?
高楼飞灯走盏,亲朋把酒话当年。孤身对残月,心头寒。人默默,泪源源,茅屋草舍无一间。谁人怜?无房难!
谁家语笑歌欢,夫妇同逗小儿男?独坐念夫君,泪已干。情切切,意绵绵,近在咫尺难团圆。长声叹,无房难!
畜牧研究所的院内有一个不大的室外厕所,我看着它总是这样想:哪怕有这样一个小房子也是好啊!
1982年9月,找块地儿盖了几间房。有了房子,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欠了一大笔债,秋天虽然参加工作早,但一点积蓄都没有,结婚前他工资除留下一点伙食费其余全部上交给继母。而结婚时所有的花销都是他自己承担。后来我才知道临时新房里的一切都是他借钱买的和赊欠来的,就是说,从结婚那天起,我就背上了近千元的债务,那时我俩工资加一起还不到100元。盖房子又欠了一笔债,我心情很沉重。除了工资,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只能省吃俭用。买不起块煤、只能烧煤面子,还没有引火的木柴。每天下班我都从有树林子的小路走,捡些小树枝回家当引火柴,还得省着用,每次引炉子总弄一屋子烟。后来,秋天奶奶去世了,大排场发送的,可分摊费用时,没人掏钱。秋天说他奶奶三十多岁就守寡,有侍候他们这一帮没妈孩子,这些年,全靠他弟弟两口子侍候老太太了,我们也没尽到孝心,发送老人的钱我们全出吧,我想也应该这样,这时我就背上了三大笔债务。外面人看着我俩都有挺好的工作,想是日子过得一定不错。其实太难了,每月开了工资就留点领粮和几个零花钱,全都留着还债。
一天,电业局的人来收电费,4元多的电费我却怎么也凑不够,翻遍家里所有箱箱柜柜,一分硬币也不放过,还是凑不到4元,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陈大嫂借了5元钱。就在这时我怀孕了,很想吃橘子,可实在舍不得钱买。
孩子两个多月的时候,秋天上了农大大专班。在他上学的前些天和我商量要买些蛋鸡雏,那时鸡产品行情很好,可我有些为难,他上学要2年,我的产假只有84天,一个人带着孩子,还得上班、烧煤做饭,再养几百只鸡,怎么忙得开呀?但生活所迫还是买了200多只鸡雏。
孩子98天,我就上班了,在公主岭举目无亲,秋天又在长春上学,真是难啊。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掏炉灰、引炉子、喂鸡、做饭,要把午餐带出来,因为中午根本没时间做饭,早晨常常来不及吃饭。忙完了鸡和饭的活就给孩子洗脸、喂奶、穿戴整齐,然后把她用棉被包好立在靠墙的暖气片上,绑在自己背上,就这样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时,托儿所的阿姨帮着把孩子捆绑在我背上。这是单位院里的小托儿所,很简陋,只有几个孩子,托儿所没有食堂,我每天背着女儿上、下班往返走4次。由于家里活多,又不能迟到,每天上班都走得很急,雪天雨天里,我们娘俩不知多少次摔倒在地上。
孩子小时候着实吃了不少苦,我做饭喂鸡时就把她一个人放在炕上,她玩着玩着就摔掉在水泥地上,后来就背着她干活,可她总不停的使劲抓我的头发。因此从会站立开始,做饭时,就把她放在厨房煤箱子那让她扶着箱子站着玩儿。由于家里困难,买不起块煤,更没有煤气,我用 一个木头箱子装煤面子,要用水和黄土拌好才能烧。孩子扶着煤箱子站着,有时抓起煤就放嘴里,我一说快吐出来她就赶紧嚼吧嚼吧吞咽下去,每天都弄得满嘴满脸的煤。这种表现说明孩子身体可能缺某种元素,可那时太懂,就是懂也顾不上在乎这些。炉子常常冒烟,经常把我们娘俩呛得挺不住;夏天,就常把她放在院子里,孩子腿上、胳膊上、脸上经常磕碰坏了。早晨的活很多,怕上班迟到,我总是大口大口的喂她。每次喂她时都催促着:
“张大嘴,快吃,快咽下去。”结果把孩子喂坏了,总拉肚,有时夜里拉好几次。在她11个多月的一天,拉肚特别严重,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自行车带她去县医院,看病的人很多,轮到我们的时候已近中午,医生开了好几瓶滴液,我和很多小孩家长一样抱着孩子坐在长条木椅上看着药液一滴一滴的往下流,所不同的是人家都有两三个大人守护着一个孩子,而我们就娘俩,滴液的过程中,孩子又拉了好几次,天黑了,吊针还没打完,早晨我就没顾上吃饭,现在是头昏肚子饿,之好求人帮忙出去给买点吃的,直到上灯后才打完针。
尽管如此,我丝毫没有耽误工作。
1986年,我父母全家搬到了公主岭,买个平房,离我不远,我夜里加班他们就能帮我照顾孩子了。那时我们做实验,从吉林大学请来专家搞计算机部分,我们全都吃住在实验现场,现场不能起火做饭,就从食堂打饭,有时忙的忘了打饭,就随便买点什么吃。有几次忙的夜里回不了家,我们也不管男的女的就在实验台上胡乱的睡一会儿。
估计杨先生看出我有点培养价值,90年让我参加了农业部在南京办的英语学习班,跟美国老师学了一年英语,回来又和英国老师学了半年。这期间我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就因为这篇论文。1991年8月31日下午我登上了北京开往苏黎世的大型客机,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飞机在雪山般的云上飞行,看着美丽的天空我心情非常激动,想了很多。想生我养我的那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想当年那个啥都不懂的农村小丫头20来岁连火车都没见过。
这个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参加会议的大多是本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学者。Wan.Ens教授是荷兰人,就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到我们实验现场访问那位专家,他在动物营养研究领域里享有盛名。1990年他荣获了世界“罗氏”奖,这是一个很重的奖项,按惯例凡获此奖项之人都要拿出一钱资助“第三世界”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者参加这个学术会,我有幸被Wan.Ens教授点中,得到全额资助。
参加这次会的200多人,来自36个国家,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子很惹人注目。那时中国刚刚开放,大多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是贫穷、肮脏、丑陋、粗野。我在大会中的出现使他们有些惊讶和好奇,那年我刚36岁,在参会者当中显得很年轻,因为是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又着意打扮一下,自己都感到靓丽动人。我知道那些外国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我必须争口气。让他们知道中国女人不仅落落大方、美丽动人,而且有能力有水平有思想。在台上我不仅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做了学术报告,还充分发挥了当年在大学做宣传部长的精神和爱好文学的特长,给我的报告增加了很大的渲染力。本来做完学术报告都是不鼓掌的,而我做完报告热烈的掌声响了很长时间。会议一周就结束了,Wan.Ens教授资助的经费还剩不少,大会组委会就安排专人专车带我访问了瑞士建在法国的“罗氏”公司和瑞士、德国的一些农牧场,游览了阿尔卑斯山脉大峡谷等。
单位的信任和器重使我更加积极努力的工作。1992年我开始主持省科技厅的研究项目,此时我们单位已经滑坡,当时省里给我6万元研究经费,可发文来了钱却一分没有,而是直接被扣下还我们院别人的欠款了。我跑了多少次也没人管,我们单位也像一盘散沙,很多人都不好好上班,而是跑出去搞有偿服务去了。我想我干啥呢,也不能白白的浪费生命呀!很长时间邱山就想要个男孩,并办了二胎指标。那就要老二吧,1993年末,儿子出生了。儿子刚过百天,院里开始彻底整顿。领导班子大换血。1994年7月,我当选动物营养研究所所长。全所20多人,科技干部工人各一半。我上任就提出营养所不要行政事业费、完全自负盈亏。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是总院或分院暂借给营养所10万元启动资金;二是三年内不上缴任何名目的费用或提成。我的提议得到分院和总院的大力支持,但却遭到所里多数人的反对,他们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但我扛住了。我四处筹集资金,创办了一个饲料厂和一个添加剂厂。饲料厂需要大量玉米,但那时粮食还不是完全放开的,需要拿粮食局的批条才能到粮库买。有时粮食局的批件一半会儿办不下来,没办法就到路上拦截。那时的农民也都本本分分的把玉米卖给粮库。为给饲料厂收玉米,我和几个厂长起五更爬半夜的在路上拦截农民卖玉米的车辆。一个冬天的拂晓,我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棉帽子,在马路边等待去粮库卖玉米的车。好不容易等到一辆满载玉米的拖拉机,我站在拖拉机旁和货主搭话:
“师傅,卖给我吧,每公斤比粮库多给1分,一手钱一手货。”
正说着身后突然来了一辆小货车,车上的钢筋铁网几乎耷拉到地上。由于路窄、车速又比较快,司机转舵没转好,粗大锋利的铁丝把我右臂的棉衣、毛衣连同皮肉迅速撕破,瞬间血流如注,我被挂倒在地,整个右手浸泡在了血水中。好在没伤到筋骨,只是右手腕部至今还留有一道道划痕。
一次,我和饲料厂厂长去辽源要饲料欠款,磨了一天下午5点多钟才拿到钱往回走。我们的车在宽阔平坦的303国道上飞奔着,突然左前方斜插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摇摇晃晃的好像是喝醉了。就地急刹车是来不及了,司机只好边刹车边向右打舵,右侧是沟沟坎坎的石砬子。车在石砬子上蹦蹦跳跳的拖出200多米栽倒了。这时太阳已经落了。
我们的车坏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怎么办,那时我们还都没有手机。真是急死人呐!我就搭一辆路过的摩托车去找20公里外的驻军。解放军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子弟兵,他们出动20多人,把我们的车推到一个高坡上,然后大家一起拦截车救援,终于过来一辆空着的解放汽车,20几个解放军小伙子一起动手把我们的车推到解放汽车上。在车上我才感到左腿很疼痛,用手摸了一下,裙子和左腿被血粘在了一起,我觉得问题不大,没有伤到筋骨,因此也没太在乎。一路上我就琢磨到家后怎么及时把我们的车卸下来,人家救援的车还急着赶路呢,如果等天亮卸车要多花不少钱。半夜深更的怎么办呢?那时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不管什么时候用手机打个电话就都好办了。半夜两点多钟我们回到了单位。一下车我就到办公室打电话,把畜牧分院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叫来了,就着我们养猪研究室装卸猪的高台把车卸了下来。
第二天一看,我的腿从膝盖往上,整个大腿后部变成了黑色。到医院医生一看也吓了一跳。原来左腿后部有两只手那么大片,皮肤和肌肉脱离开了,之间夹着变成了黑色的血水,只好手术治疗。小手术,用不着住院,在家休息一天我就一瘸一拐的上班了,至今腿上还留块疤痕。
还又一次车祸更严重,那是去通榆县买牛做实验,起大早去的,,把拉牛的大车打发走结完账我做单位的吉普车贪黑往回赶,司机着急车速很快,过了乾安,突然发现前面停一辆卡车,那车尾灯只一个还特暗,刹车已经来不及了,路特别窄,迎面不断有拉甜菜的大车过来,所以不能往左打车,右面是长有一些树木的深沟。我在副驾驶座位看得很清楚,瞬间满脑子都是完了。多亏是老司机,他边刹车边向深沟的两颗比较粗的树空里打车。车斜着卡在了两棵树之间。副驾驶车门和司机身后的门都挤瘪了。车上的玻璃全碎了,我头部连创带被玻璃渣血流如注,这时后面又上来了车,说也巧,正是买牛那厂子的车,大家七手八脚把我从驾驶员那边的门弄了出来,用好几条毛巾捂着,血还是往下淌,赶紧把我送往附近的大布苏镇医院。虽然我满头满脸都是血,外衣裤,毛衣也都是血,但没到要害处,骨头也没事。镇医院条件很差,用两个大手电筒当无影灯把伤口里的碎玻璃冲净,缝合了伤口,现在这里还有块疤痕。
还有其他很多艰难困苦的事,如一遍遍的跑贷款,满载饲料的车五更半夜的坏在途中,冰雪天车翻进沟里,用户今天鸡病了明天猪病了来找茬等等等等就不一一说了。
1995年年末决算出来了,我们所扣除工资、借款、集资款和贷款及其利息等所有费用,净剩18万多元。全所每人都得到了奖金,最少的2000元,最多的8000元。看到我们研究所不但月月按时发放全额工资,年末还发这么多奖金,畜牧分院很多人就得了“红眼病”
上头强令把我们的两个厂子都手上去了,提拔我当畜牧分院副院长,也不让我管这块“肥肉”了,而是主抓科研项目。也好,不用那么操心费力了。我就一心一意抓科研,与国内外同行联系商讨合作,省内就不用说了,先后与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饲料所,黑龙江农科院畜牧师,日本农林水产国际交流中心和日本农林水产省下属的一些畜牧研究所,加拿大安大略省饲料研究中心等进行合作。我我们单位争取到研究经费几百万元。除去加拿大开会是我们国家出的钱以外,先后到瑞士、德国、法国、日本等进行考察交流都没花我国一分钱,反而争取到不少对方捐赠的仪器设备和经费。1997——2007这十年我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在院里、市里、省里罗列了很多头衔,各种会议层出不穷。虽然如此,我依然是家庭主妇,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都是我的事,邱山是甩手掌柜的。女儿中学时一切靠自己,2001年考上吉林大学加拿大与中国合办的莱姆顿学院,就更不用管了,2005年到加拿大读硕士,生活上更是独立了。小儿出生后请一个远方大姨到家来帮助照顾他,2001年到公主岭师范上小学住校,一两周回来一次。我就给他洗洗刷刷做点好吃的,在他身上也花费不了更多的时间。有的女性是“家庭型”的,有的是“事业型”的,我给自己下的定义是“家庭事业兼顾型的”,小儿上学那大姨就走了。即使这样,我也很少在外应酬,所有的心思除了工作就是家务,几乎也不和谁闲聊,更不考虑什么保健啊锻炼啊。一次在窗户前看见同事在大院里散步,怎么瞅都是那个同事,可看走路大甩胳膊的姿势怎么看怎么又不是她,我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到底是不是她。第二天上班一问才知道人家那是锻炼呢。我那时干活干的真和傻子差不多。有亲戚朋友对我说秋天经常半宿半夜的不回家,他外头有人儿吧。我根本不相信。心想都50岁的人了,儿女双全的,能那样吗?再说了,就公主岭这么个小地方,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他不可能那么不要脸,都是从小受苦的孩子,我俩从艰难困苦里一起滚出来的,好不容易家已经像个样了,他就能那么良心。这些人就是邪心八道的瞎乱想,他那工作性质也没个点(市开发区主任),这个领导来了,那个投资商来了,不都得陪着玩吗,吃吃喝喝,玩玩麻将,太晚了偶尔不回来住也是正常的,因为邱山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非常信任他,他在亲戚朋友圈里甚至在单位总夸我,他们评选五好家庭准拉不下我家。我太天真了,被他蒙骗的和傻子一样。当我知道真相时,他们的孩子已经三岁了。我如同五雷轰顶,觉得天塌了下来,痛苦到了极点,我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可我却不愿让亲人们和我分担这种痛苦,我该怎么办?昼夜都在想这事,吃饭、走路、睡觉都在想这事。我不愿对任何人说这事,强打精神、饮泪装欢忙工作,我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嘲笑我,一天在单位上厕所上,刚一蹲下,鼻子哗哗淌血,打扫卫生的李姐看见,赶紧拿纸帮我把鼻孔塞上,鼻孔一堵血就从嘴往出淌,眨眼间地上就一大摊子血,李姐喊来办公室主任,同志们七手八脚的把我弄到单位的车上,立即送到市医院。庆幸的是出血点在鼻腔内不是很深的部位,马上就用激光打住了,如果深到脑部早就完蛋了。当我了解到那个女人竟是个和我女儿同龄的洗脚房的小姐,我对秋天鄙视到了极点,他在我心中已经一文不值,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我已经没有办法原谅他了,只能让他净身出户。离婚对我来说万分痛苦,可不离无论如何我都受不了。办完离婚手续,我下了他的家里钥匙,边哭边把他的衣物收拾好打包,他就带着东西去了那女人处。那时女儿在加拿大,儿子在师范附小住校我一个人在家,初春天气本来就冷,那天夜里外面的风很大,夹着冷雨,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风雨敲打着窗户和外面的门,听着总感觉是他夜里回来的声音,我折腾一宿,早起填了一首“贺新郎”“秋天别去”(秋天是他的笔名)
贺新郎(秋天别去)
昨夜风不住。念秋天,千翻展转,泪朦双目。满腹悲情何处诉?往事如流乱注。
夜半常听你脚步。苦雨凄风廊门响,又胡思还当人归入!谁共我?尔何处?
今晨乌啼铺残路。鹊飞离,黄沙蔽月,断桥怎渡?欲吐别丝万千缕,又想前天话语。
雁不敢传音与你。那夜风卷残情去,做牛马方知戏儿计。心似冰,泪如雨。
星不明,月不明,露台只有三人影。背靠西寻风。
儿无声,女无声,欲言又止满目情。望穿千盏灯。
有人告他包二奶,四平组织部给我打电话核实,其实,我恨不得乱刀剁碎他,可一想他是两个孩子的爹,如果把他整双开了,没有了任何收入,可怜巴巴的,孩子能受得了吗?我隐瞒了实情,撂下电话,我捶胸嚎啕大哭,写了一首浪淘沙
浪 淘 沙
——七月初七感怀
2007年8月19日夜
回首那时情,海誓山盟。依依不舍妹与兄。赏句品词舒己见,谈笑风生。
情乱几多重,人去空空。白头偕老梦乡中。恨语怨言和血泪,塞满喉咙。
那段时间心里总是这样想:
没了,永远的没了——那种质朴纯真的天伦之乐;
没了,永远的没了——女人那种自信与尊严;
没了,永远的没了——强者那种精神与志向。
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哀伤与不解,这两个东西如两块巨石死死的压在心口上,我喘不过气来,憋得我几乎窒息… …
有的只是两份母亲的责任,这两份责任如同一副沉重的担子沉甸甸的压在我受伤的肩膀上,我拼全力担起这副重担一步步的前进着,不知何时到达目终点,也不知能否坚持到终点… …
儿子本来是非常阳光的孩子,家里出了这事以后,这孩子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学习成绩急剧下降,那时他才13岁,女儿又回了加拿大,我们娘俩相依为命,我鼓励他,他鼓励我,为了儿子我借身体多病之由于2009年办了提前退休。虽然我和儿子朝夕相处,可我却给他写了很多长信和有关他的文章,并且多次和他们老师沟通,求得老师们对他策略的开导和鼓励。儿子终于走出了阴暗,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东北师大附中高中,又考进了华中师大,今年大学毕业考进了世界名牌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硕士。
几次死里逃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活就要开心快乐的活着,理直气壮的活着,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要活得像个样,“不怕别人看不起,就怕自己没志气”,过去要志气是学习好、劳动好、工作好,退了休就是要身体好、精神好、生活好。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两个孩子的鼓励下,我重新找到了伴侣,我们彼此相依,快乐的生活在山东省龙口市南山养生谷,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北靠渤海。每天的生活就是四个字:吃喝玩乐。总结一生,我的“自题小像”全概括了:
生长寒门北沙岗,
七七圆梦中高榜。
科研开发两手握,
理家育女一肩扛。
东西南北走世界,
苦辣酸甜历沧桑
中年得子添福气,
老来失马更吉祥。